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业已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1]长期以来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被周期性地鼎礼摩拜。固然，五四运动有其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再造社会以及个人的崛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便在五四的研究似乎已汗牛充栋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有重新反思的空间。

在这里，不妨重提五四运动中两位重要的学生领袖当年对五四运动的阐释。这两位领袖，一位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另一位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他们在运动过后不久，都写文章对五四的性质和精神作了深入的分析。傅斯年将五四视为一场发明了社会责任心的社会运动：

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2]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在《新潮》杂志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指出：

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真精神。[3]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4] 胡适后来评价说：“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5] 从傅斯年、罗家伦两位学生领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五四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抗拒强权的爱国运动，而是在世界主义精神感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捍卫公理、捍卫全球价值的普世性运动，一场在公民责任的旗帜之下，从知识分子到全民动员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