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湖南文人杨度在晚清写下的诗句，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豪气！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从晚清到1949年，看看从湖南走出的名人吧：挽救了大清王朝的湘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还有第一位出使西洋、睁眼看世界的郭嵩焘；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同盟会的好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李达、打下红色江山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假如近代中国缺了这帮湘江边的英雄豪杰，恐怕中国历史要改写。

美国学者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不久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位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史景迁的高足，继承了乃师的叙述史传统，将近代以来的湖南人历史娓娓道来，煞是好看。在他看来，湖南人的历史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开始，经晚清的曾国藩、郭嵩焘，再到杨度、黄兴、陈天华、杨笃生、王闿运，再到杨昌济、毛泽东，构成了一条前赴后继的湖南志士的历史脉络。

湖南人是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最奇特的一群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救世担当，不仅国家意识浓烈，而且湖南的地方意识也远远超出其他省籍人士。湖南人有强烈的地方认同，这个认同是一种省籍意识，不像广东人福建人，虽然地方观念不亚于湖南人，但更多地是一种乡曲意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闽南人、漳州人……湖南人就是湖南人，他们认同的不是乡曲主义的小同乡，而是以省籍为本位的大同乡。我在大学任教34年，从来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学生像湖南人那样，有天生的省籍意识，紧紧抱团，骄傲地自称：我们都是湖南人！

那么，近代湖南人的国家意识与湖南意识究竟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地方与国家，难道不是冲突的吗？其实，省籍意识与国家意识一样，都是近代的概念，在晚清之前，只有小同乡的乡曲意识，并无明晰的省籍意识。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其同构物省籍意识也随之诞生。晚清地方意识最明显的表征，是各地留学生去了日本之后所形成的同乡组织。但这个同乡，已经不是原先乡曲主义的小同乡，而是以省籍为中心认同的大同乡。

裴士锋在书中提出了“草根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两个概念，能够很好地解释湖南人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观念。近代以后中国的变革道路，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或者武力统一，建立大一统的现代化强盛国家；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地方改革，先谋求各省自治，最后实现国家的整合。清末民初的湖南，就是后一条“草根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从清末杨笃生著《新湖南》，鼓吹“湖南独立”，到五四时期毛泽东主张“湖南共和国”，中国人的独立观念与欧洲人不同，此独立非彼独立也，不是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乃是以现代的共和方式重建古代中国的“封建”：各省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最后通过联邦制实现国家的统一。那是一条美国革命的道路，近代湖南几代志士，所孜孜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草根民族主义”，或者说叫做“省籍民族主义”。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湖南人以太多的实践空间与时间，中国的亡国危机太严重了，由下而上，通过联省自治统一中国，俟河之清，国寿几何？恐怕早就被列强瓜分了！于是当初主张“草根民族主义”的湖南志士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坚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了，包括毛泽东在内。本来嘛，“草根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就没有非此即彼的内在冲突，二者甚至是内在镶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于是，192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一部湖南人与浙江人竞争最高权力的历史，最后由毛泽东为领袖的湖南共产党人打败了蒋介石为首的浙江国民党人，华兴会的 2.0版打败了光复会的后人。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内地打败了沿海，农村战胜了都市。这后一段历史裴士锋没有来得及写，留下的空白，当由史学界的有识之士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