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文明：暴力受文明的抑制，但不会完全消失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观察领域很丰富，但首先请你从“暴力”开始。整个世界的暴力时刻在冲击着我们的神经，从硬暴力到你多次谈到的软暴力即“语言暴力”，暴力似乎从未远离过这个世界，为何会这样？

许纪霖：暴力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人是从动物变而来，尽管不断地进化，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人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不可能最后进化到成为一个完美的天使。所以，本性是两面性的，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原始的动物性的残余物。残余物当中的一面就是暴力。而暴力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永远存在于本性之中。

因为残酷的生存关系，动物世界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食物链的关系实际上由暴力构成的，这是动物世界的一个特质。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社会内部慢慢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而是可以彼此合作的。人类不再是靠食物链，而是依靠农耕和养殖，于是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就会产生伦理，产生了文明。但是，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人类世界内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存的竞争。这种竞争存在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以依然残留了动物的那一面。暴力就是其中一种。

    新京报：但它和动物性暴力应该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许纪霖：动物的暴力是一种本能，它的伤害性是有限的，因为动物的本能是出于生存。但是人的暴力很可怕，可能是无限的，它不是本能，或者说不仅是一种本能。我们可能看到，特别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产生以后，人的暴力活动可能就出现了各种名义，如上帝的名义、宗教的名义、宗族的名义或者革命的名义，然后产生一个大规模的群体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是赋予神圣性的。因此在今天，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分子，以宗族的各种名义进行恐怖活动，对平民进行屠杀，文革当中，红卫兵打自己的老师，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一个看起来是最高的“善”在支配它。这种最可怕的暴力，还不是一个动物本能的暴力，漫无边际的、以一种神圣的名义支持的暴力。

新京报：你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暴力非常重要。暴力时常还披上了“善”的神圣光环，此时对施暴者而言是正当和合法的，可难道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许纪霖：虽然暴力最终是不可克服的、不可根绝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终生与之作战，那么在我看来，就是要警惕以各种宗教或乌托邦的理由所支持的暴力。我们要遵守的是一个古老轴心文明的理想，即古希腊和中国儒家传统中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这种尊重到了近代以后，就演变成为一种普世的观念。任何一种宗教、一种理由，它们自身在价值上有一个边界，那就是不能违背人性，以及对人的尊重，对生命、肉体、精神和权利的尊重。

这种价值，一旦被确定以后，群体性、以神圣性支配的暴力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就有可能被压缩到最低的程度。

当然，不仅需要一套观念，也需要一套建制。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惨痛教训。二战以后，吸取了教训，建立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还有其它各种建制。你可以说这些建制似乎不太有效，但是“有”还是不一样。我们假设如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一套世界所形成的普世观念，这个世界会将遭到各种各样的骚乱，会变得非常糟糕。

虽然说这个建制还有很多的缺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人类形成了共同观念，当出现这种暴力，除了极少数的人，很少有人会为这种暴力辩护。这也是能让我们有点乐观的理由，就是说暴力无处不在，但是它不断处于被遏制当中。

网络语言暴力：只有普遍的“力”，而没有“理”

    新京报：今天，不少人在网上发言，遭到谩骂和攻击，精神时刻感到紧张。你提到过，这种互联网中的攻击是一种“软暴力”，怎么理解这类暴力？

　　许纪霖：在文明社会，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经常受到的伤害，更多的是软暴力。这种软暴力就是语言的伤害。

语言暴力实际上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替代物。过去，一言不合，就可能要决斗了。野蛮人有野蛮的决斗方式，文明人有“文明”的决斗。我们不再是通过肉身而是语言搏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进步。但语言伤害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没有伤害到你的肉身，却会伤害到你的精神、灵魂和尊严。

　　新京报：为什么在互联网中会变得这样盛行？

　　许纪霖：在互联网，很多人是处于一个匿名的状态。熟人间的语言伤害很困难，还要戴一套面具，最多是一种“腹议”。伤害是有限的。但最大的伤害来自于陌生人，他可以发泄，但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各样发泄和谩骂，都是一种匿名的状态。特别是，社会有一种压抑机制，使得人们的正常表达无法表现，不同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压抑感，充满一种戾气。这种戾气有时不敢向那个压抑机制挑战，而是向弱者倾泻。所以更多时候，这种语言暴力不是出现在强者与强者而是弱者和弱者之间。

　　新京报：互联网的技术使得个体免于约束，骂了什么人，不用为此而承担责任。在你的理解中，这是怎样的社会状态？

　　许纪霖：我们缺乏的是一个“讲理”的社会。照理说，文明社会是讲理的，即使有利益和价值冲突，但不要紧，可以通过讲理来相互交流或斗争。

　　很可怕的是，现在相互之间比的不再是理，而是力，即power。这个力就看谁的语言更激烈、更极端、分贝更高、气势更强。掌握了气势，就以为掌握了真理，以压倒性的阵势来呵斥甚至是谩骂对方。这是今天的语言暴力。在过去，贵族社会也好，熟人社会也好，还有一套“礼”，但今天是礼崩乐坏。一个没有礼的社会，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最后只能充满各种力。

网络语言暴力：从BBS、微博到微信的变迁

新京报：你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参与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影响过很多人。这么些年，出现过BBS、博客和微博，还有今天手机端的微信。语言暴力一直都是存在的吗？

许纪霖：互联网的第一种互动是BBS。在BBS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也是匿名的。但那时候不是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小空间，即使你披着马甲，但并不是就不知道谁是谁。同时，还有一个版主。版主可以维持这一小共同体的秩序。虽然有语言攻击，但比较有限。

新京报：但到了微博，就不一样了？

许纪霖：不一样了。微博是一个广场，是面对无数的陌生人在说话，无数人的陌生人也在回应你。这些“乌合之众”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因为微博的技术特性，很难讨论问题。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这时，舆论有时是压倒性的，反对的声音被湮没，相互比的谁的声音更高，谁的人数更多而形成风浪。微博这个形式，是一个广场，恰恰使得中国的舆论成为“围观就是力量”。

新京报：微博刚兴起时，演员姚晨面对微博十几万粉丝激动，说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广场上对大家说话，那时微博被寄托了非常高的期望。

许纪霖：微博产生了对社会各种恶的制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往往不是以讨论“理”，而是比“力”，这种力转化为一种“势”。以势取胜，而不是以理取胜。

新京报：BBS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到了微博就变了，这跟微博本身相关吗？

许纪霖：微博是140字，但140字是很难把一个事情说清楚的，容易带来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左还是右。广场效应就是这样，温和的声音在广场上是非常虚弱的，只有那种极具煽动性、号召性口号式的东西，或简单的教导式东西，才会形成“势。

微博很大地改变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形式，带来的好是民意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民意更多是一种“势”而不是“礼”，相互之间很难通过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方式来交流。

新京报：人还是同样的人，社会问题或许还是同样的问题，但网络技术变了，互动方式就变了，大家认识的人和讨论的方式也跟着变了。于是，这种状况到了今天最火热的微信又不一样了？

许纪霖：微信群聊、朋友圈就不再是一个广场，就成为一个客厅，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熟人时代，相互之间是彬彬有礼的，讲理的。你在微博上受到各种匿名伤害以后，就感觉躲到微信里面疗伤，收到很多点赞，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点温暖的”，所谓“吾道不孤”。微博的生态越来越劣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微博，到微信去了，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新京报：大家又回到了一个“熟人”社会？

许纪霖：特别是群聊，某种意义上又重新恢复了一种方式——用“礼”来交流。它是熟人社会，就自然会形成“礼”的秩序。但是，微信毕竟只是一个客厅，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交流的范围是有限的，和微博没法比。到了重大事件，所以“民意汹涌”只能在微博里出现，而微信只能说单篇文章被广泛转播，是离散性的，没有中心。这是微信自身的一个缺陷。但在规则上来说，它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对来说讲理，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

新京报：有了“礼”的一些秩序，但没有了公共性。有了公共空间，又牺牲了说话的秩序。存在两者兼得的可能吗？

许纪霖：现在就是说，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形式，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交往空间，能让熟人之间的一套礼的规则，推广到陌生人里面。这是儒家的缺点。儒家是很讲理的，彬彬有礼，但很难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推行。那么法制是可以推广到陌生人的。它有它的长处，自发扩展秩序，指的就是一个在陌生人社会里面自发生长出一套文明的秩序，以自由为核心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秩序。这样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如何产生一套规则和秩序，怎么内化到每个参与者的内心当中，这个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解释。

纯真与开放：正派人构成正派社会，我们个体需要“平衡反思”

　　新京报：谈了语言暴力，我想起你多次提到“纯真”的概念。你把它看成是最高的价值，也是一种相处之道，如何理解？

许纪霖：纯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童心，就是人性最淳朴的状态。按照儒家的看法，“人之初，性本善”，人心本是善的。人到底是善，还是恶，暂不去说，但我们都说小孩子都是纯真的。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有小孩子才会说，而那些大人们由于利益的顾忌就不敢说，还指鹿为马。

第二种理解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单纯质朴。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中国人心机变得很复杂？这个复杂，不是人心变坏了，是这个社会变坏了。遇到倒了的老人，不敢扶，哪怕是熟人，也不能完全相信。相互之间，睁大了眼睛，相互提防。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相互残杀，使得人心变得更加复杂，缺乏一种纯真的心。

　　新京报：不是个人的人心变坏了，而是社会在变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因此首先是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吗？

　　许纪霖：谁不想做正派人？但只是被逼迫于越来越不纯真，心机越来越复杂，通过不正派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首先要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只有在正派的社会才能出现更多的正派的人。

　　正派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雷锋或君子，而是说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每个社会都有坏人，但到底是正派的人还是非正派的人主导了社会？我们有很多正派人，但主导不了风气。从这点而言，首先需要一个纯真的社会，才能有纯真的心灵。

　　但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故事。倒过来也可以说，首先要有一个纯真的心灵，即使社会不正派，我们也守住自己的伦理道德底线，做一个正派的人，然后更多的人做正派的人了——特别是社会中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的人如果是正派的——我们这个社会才会重新回到纯真年代。

　　新京报：不管是暴力，还是纯真，都不是中性的，一个“恶”，一个“善”。面对善恶的问题，我们较容易得出判断。但而今的世界，从古今观念、中西价值、左右立场、到性的取向等，都是多元的。想问你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个体如何来平衡这些多元？不管是看你的文章，还是在网上听你的讲座，都能感受到你很强的“平衡力量”或者说“平衡感”。

　　许纪霖：在当今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价值的冲突，利益的冲突，比如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古和今的冲突。但我的一套价值观告诉我，最好的是“中道”。这也是儒家所信奉的。真理不是为某家某派所独断的，真理存在于各种对立冲突的时代和学说之中，所以要取“中道”。这个“中道”，不是“乡愿”，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是一个数学的平均。

　　那么，“中道”就需要你所说的平衡感。罗尔斯在《正义论》就讲，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他说的平衡反思是指在一套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应用上，互相检阅。我把它借鉴过来，就是说，面对传统价值、现代价值、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没有哪一个价值是垄断了真理的。

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对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需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互相批评反思，来获得我们的“中道”。这种平衡感因人而异，但对于一个开放的心灵来说，这种多元的平衡感，是一种能力。

　　新京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平衡能力的地方或许还很多，对于个人来说，该如何来平衡外在制度、环境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问这个问题。大家只问一个问题：成功。成功是外在的价值和指标，谁成功谁失败是一套世俗标准，但很少有人问一个东西：什么才是真我？是什么让我自己幸福快乐，让自己能够安下心最后立于命？

　　我说如何安身立命，实际上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安身立命本身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问题。但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我是在世俗意义上来讨论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寻找自我，这个自我和外界当然也有某种平衡，它需要妥协，也需要和解。但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失去的，那就是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和解，你就完全被外在俘虏了，完全的“他者导向”。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首先需要寻找自我，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

  文章原题为：为什么微博充满了语言暴力？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原文刊登在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