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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互联网充满了语言暴力?

暴力与文明:暴力受文明的抑制,但不会完全消失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观察领域很丰富,但首先请你从“暴力”开始。整个世界的暴力时刻在冲击着我们的神经,从硬暴力到你多次谈到的软暴力即“语言暴力”,暴力似乎从未远离过这个世界,为何会这样?

许纪霖:暴力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人是从动物变而来,尽管不断地进化,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人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不可能最后进化到成为一个完美的天使。所以,本性是两面性的,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原始的动物性的残余物。残余物当中的一面就是暴力。而暴力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永远存在于本性之中。

因为残酷的生存关系,动物世界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食物链的关系实际上由暴力构成的,这是动物世界的一个特质。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社会内部慢慢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而是可以彼此合作的。人类不再是靠食物链,而是依靠农耕和养殖,于是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就会产生伦理,产生了文明。但是,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人类世界内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存的竞争。这种竞争存在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以依然残留了动物的那一面。暴力就是其中一种。

 

    新京报:但它和动物性暴力应该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许纪霖:动物的暴力是一种本能,它的伤害性是有限的,因为动物的本能是出于生存。但是人的暴力很可怕,可能是无限的,它不是本能,或者说不仅是一种本能。我们可能看到,特别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产生以后,人的暴力活动可能就出现了各种名义,如上帝的名义、宗教的名义、宗族的名义或者革命的名义,然后产生一个大规模的群体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是赋予神圣性的。因此在今天,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分子,以宗族的各种名义进行恐怖活动,对平民进行屠杀,文革当中,红卫兵打自己的老师,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一个看起来是最高的“善”在支配它。这种最可怕的暴力,还不是一个动物本能的暴力,漫无边际的、以一种神圣的名义支持的暴力。

 

新京报:你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暴力非常重要。暴力时常还披上了“善”的神圣光环,此时对施暴者而言是正当和合法的,可难道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许纪霖:虽然暴力最终是不可克服的、不可根绝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终生与之作战,那么在我看来,就是要警惕以各种宗教或乌托邦的理由所支持的暴力。我们要遵守的是一个古老轴心文明的理想,即古希腊和中国儒家传统中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这种尊重到了近代以后,就演变成为一种普世的观念。任何一种宗教、一种理由,它们自身在价值上有一个边界,那就是不能违背人性,以及对人的尊重,对生命、肉体、精神和权利的尊重。

这种价值,一旦被确定以后,群体性、以神圣性支配的暴力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就有可能被压缩到最低的程度。

当然,不仅需要一套观念,也需要一套建制。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惨痛教训。二战以后,吸取了教训,建立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还有其它各种建制。你可以说这些建制似乎不太有效,但是“有”还是不一样。我们假设如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一套世界所形成的普世观念,这个世界会将遭到各种各样的骚乱,会变得非常糟糕。

虽然说这个建制还有很多的缺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人类形成了共同观念,当出现这种暴力,除了极少数的人,很少有人会为这种暴力辩护。这也是能让我们有点乐观的理由,就是说暴力无处不在,但是它不断处于被遏制当中。

 

网络语言暴力:只有普遍的“力”,而没有“理”

 

    新京报:今天,不少人在网上发言,遭到谩骂和攻击,精神时刻感到紧张。你提到过,这种互联网中的攻击是一种“软暴力”,怎么理解这类暴力?

  许纪霖:在文明社会,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经常受到的伤害,更多的是软暴力。这种软暴力就是语言的伤害。

语言暴力实际上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替代物。过去,一言不合,就可能要决斗了。野蛮人有野蛮的决斗方式,文明人有“文明”的决斗。我们不再是通过肉身而是语言搏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进步。但语言伤害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没有伤害到你的肉身,却会伤害到你的精神、灵魂和尊严。

 

  新京报:为什么在互联网中会变得这样盛行?

  许纪霖:在互联网,很多人是处于一个匿名的状态。熟人间的语言伤害很困难,还要戴一套面具,最多是一种“腹议”。伤害是有限的。但最大的伤害来自于陌生人,他可以发泄,但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各样发泄和谩骂,都是一种匿名的状态。特别是,社会有一种压抑机制,使得人们的正常表达无法表现,不同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压抑感,充满一种戾气。这种戾气有时不敢向那个压抑机制挑战,而是向弱者倾泻。所以更多时候,这种语言暴力不是出现在强者与强者而是弱者和弱者之间。

 

  新京报:互联网的技术使得个体免于约束,骂了什么人,不用为此而承担责任。在你的理解中,这是怎样的社会状态?

  许纪霖:我们缺乏的是一个“讲理”的社会。照理说,文明社会是讲理的,即使有利益和价值冲突,但不要紧,可以通过讲理来相互交流或斗争。

  很可怕的是,现在相互之间比的不再是理,而是力,即power。这个力就看谁的语言更激烈、更极端、分贝更高、气势更强。掌握了气势,就以为掌握了真理,以压倒性的阵势来呵斥甚至是谩骂对方。这是今天的语言暴力。在过去,贵族社会也好,熟人社会也好,还有一套“礼”,但今天是礼崩乐坏。一个没有礼的社会,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最后只能充满各种力。

 

网络语言暴力:从BBS、微博到微信的变迁

 

新京报:你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参与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影响过很多人。这么些年,出现过BBS、博客和微博,还有今天手机端的微信。语言暴力一直都是存在的吗?

许纪霖:互联网的第一种互动是BBS。在BBS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也是匿名的。但那时候不是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小空间,即使你披着马甲,但并不是就不知道谁是谁。同时,还有一个版主。版主可以维持这一小共同体的秩序。虽然有语言攻击,但比较有限。

 

新京报:但到了微博,就不一样了?

许纪霖:不一样了。微博是一个广场,是面对无数的陌生人在说话,无数人的陌生人也在回应你。这些“乌合之众”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因为微博的技术特性,很难讨论问题。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这时,舆论有时是压倒性的,反对的声音被湮没,相互比的谁的声音更高,谁的人数更多而形成风浪。微博这个形式,是一个广场,恰恰使得中国的舆论成为“围观就是力量”。

 

新京报:微博刚兴起时,演员姚晨面对微博十几万粉丝激动,说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广场上对大家说话,那时微博被寄托了非常高的期望。

许纪霖:微博产生了对社会各种恶的制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往往不是以讨论“理”,而是比“力”,这种力转化为一种“势”。以势取胜,而不是以理取胜。

 

新京报:BBS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到了微博就变了,这跟微博本身相关吗?

许纪霖:微博是140字,但140字是很难把一个事情说清楚的,容易带来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左还是右。广场效应就是这样,温和的声音在广场上是非常虚弱的,只有那种极具煽动性、号召性口号式的东西,或简单的教导式东西,才会形成“势。

微博很大地改变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形式,带来的好是民意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民意更多是一种“势”而不是“礼”,相互之间很难通过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方式来交流。

 

新京报:人还是同样的人,社会问题或许还是同样的问题,但网络技术变了,互动方式就变了,大家认识的人和讨论的方式也跟着变了。于是,这种状况到了今天最火热的微信又不一样了?

许纪霖:微信群聊、朋友圈就不再是一个广场,就成为一个客厅,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熟人时代,相互之间是彬彬有礼的,讲理的。你在微博上受到各种匿名伤害以后,就感觉躲到微信里面疗伤,收到很多点赞,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点温暖的”,所谓“吾道不孤”。微博的生态越来越劣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微博,到微信去了,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新京报:大家又回到了一个“熟人”社会?

许纪霖:特别是群聊,某种意义上又重新恢复了一种方式——用“礼”来交流。它是熟人社会,就自然会形成“礼”的秩序。但是,微信毕竟只是一个客厅,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交流的范围是有限的,和微博没法比。到了重大事件,所以“民意汹涌”只能在微博里出现,而微信只能说单篇文章被广泛转播,是离散性的,没有中心。这是微信自身的一个缺陷。但在规则上来说,它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对来说讲理,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

 

新京报:有了“礼”的一些秩序,但没有了公共性。有了公共空间,又牺牲了说话的秩序。存在两者兼得的可能吗?

许纪霖:现在就是说,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形式,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交往空间,能让熟人之间的一套礼的规则,推广到陌生人里面。这是儒家的缺点。儒家是很讲理的,彬彬有礼,但很难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推行。那么法制是可以推广到陌生人的。它有它的长处,自发扩展秩序,指的就是一个在陌生人社会里面自发生长出一套文明的秩序,以自由为核心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秩序。这样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如何产生一套规则和秩序,怎么内化到每个参与者的内心当中,这个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解释。

 

纯真与开放:正派人构成正派社会,我们个体需要“平衡反思”

 

  

  新京报:谈了语言暴力,我想起你多次提到“纯真”的概念。你把它看成是最高的价值,也是一种相处之道,如何理解?

许纪霖:纯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童心,就是人性最淳朴的状态。按照儒家的看法,“人之初,性本善”,人心本是善的。人到底是善,还是恶,暂不去说,但我们都说小孩子都是纯真的。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有小孩子才会说,而那些大人们由于利益的顾忌就不敢说,还指鹿为马。

第二种理解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单纯质朴。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中国人心机变得很复杂?这个复杂,不是人心变坏了,是这个社会变坏了。遇到倒了的老人,不敢扶,哪怕是熟人,也不能完全相信。相互之间,睁大了眼睛,相互提防。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相互残杀,使得人心变得更加复杂,缺乏一种纯真的心。

 

  新京报:不是个人的人心变坏了,而是社会在变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因此首先是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吗?

  许纪霖:谁不想做正派人?但只是被逼迫于越来越不纯真,心机越来越复杂,通过不正派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首先要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只有在正派的社会才能出现更多的正派的人。

  正派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雷锋或君子,而是说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每个社会都有坏人,但到底是正派的人还是非正派的人主导了社会?我们有很多正派人,但主导不了风气。从这点而言,首先需要一个纯真的社会,才能有纯真的心灵。

  但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故事。倒过来也可以说,首先要有一个纯真的心灵,即使社会不正派,我们也守住自己的伦理道德底线,做一个正派的人,然后更多的人做正派的人了——特别是社会中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的人如果是正派的——我们这个社会才会重新回到纯真年代。

 

  新京报:不管是暴力,还是纯真,都不是中性的,一个“恶”,一个“善”。面对善恶的问题,我们较容易得出判断。但而今的世界,从古今观念、中西价值、左右立场、到性的取向等,都是多元的。想问你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个体如何来平衡这些多元?不管是看你的文章,还是在网上听你的讲座,都能感受到你很强的“平衡力量”或者说“平衡感”。

  许纪霖:在当今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价值的冲突,利益的冲突,比如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古和今的冲突。但我的一套价值观告诉我,最好的是“中道”。这也是儒家所信奉的。真理不是为某家某派所独断的,真理存在于各种对立冲突的时代和学说之中,所以要取“中道”。这个“中道”,不是“乡愿”,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是一个数学的平均。

  那么,“中道”就需要你所说的平衡感。罗尔斯在《正义论》就讲,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他说的平衡反思是指在一套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应用上,互相检阅。我把它借鉴过来,就是说,面对传统价值、现代价值、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没有哪一个价值是垄断了真理的。

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对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需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互相批评反思,来获得我们的“中道”。这种平衡感因人而异,但对于一个开放的心灵来说,这种多元的平衡感,是一种能力。

 

  新京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平衡能力的地方或许还很多,对于个人来说,该如何来平衡外在制度、环境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问这个问题。大家只问一个问题:成功。成功是外在的价值和指标,谁成功谁失败是一套世俗标准,但很少有人问一个东西:什么才是真我?是什么让我自己幸福快乐,让自己能够安下心最后立于命?

  我说如何安身立命,实际上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安身立命本身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问题。但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我是在世俗意义上来讨论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寻找自我,这个自我和外界当然也有某种平衡,它需要妥协,也需要和解。但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失去的,那就是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和解,你就完全被外在俘虏了,完全的“他者导向”。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首先需要寻找自我,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

  文章原题为:为什么微博充满了语言暴力?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原文刊登在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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