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后记

 

肖清和

 

一、小传

 

早就想好，要在论文后记时好好写上一笔，以资纪念。可是，真的要写后记时，却提笔忘言，竟不知从哪里开始。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宝贵的一年时间。12岁 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代我交了钱。我考 了全乡第二名。然而，这个成绩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从哪里弄到学费。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相反却因为有钱， 可以买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村里有家好心人，也是同一姓的家里人，想资助我上学。我很高兴。可是， 很快希望就落空了。因为他家里人的反对，他也不得不放弃资助我的想法。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过得让人兴奋、让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中学生活；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牛是一种很灵性的动物，我 和它逐渐成为好朋友；慢慢的，我可以把它放在山上，而不去管它。因为，这样我自己看书。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直到现在，我所能记住的宋词都是 这时背诵的。每当黄昏来临之时，我就和牛儿一起回家。和我家共养这条牛的大爷，总是毫无留情的批评我放牛不认真，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做争辩， 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可能看官想知道，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的。1980年 我出生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可能对于潜山，看官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这个地方出过程长庚、张恨水、余英时等大家。古南岳（现称天柱山）就在县西北方向，相 传大乔、小乔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古南岳下面的潜河两岸曾是古皖国所在地；古南岳亦被称为皖山。安徽简称皖，亦是从此而来。我们村里大部分都姓萧，相传是 从河南迁过来的。我家到我爷爷（曾做过保长）的时候，开始衰落。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大叔脚残疾。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二叔是个瞎 子，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理。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势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80年已 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 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那位母亲的朋友睡在一起的。突然，有邻居急冲冲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们， 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抢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另一群男人们则冲进我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去老屋大厅。他们让母亲 的朋友跪在“天地君亲师”之前。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种情景历久弥新，如今仍历历在 目。我记得他们的表情，我记得他们的话语，他们是那么兴奋，是那么热烈。在小山村，这或许是一件大事了，大家好久都没看过。

 

本来，母亲因为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可是，父亲又软弱。母亲以及我自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只记得有一次，我 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有个邻家妇女刚从田里回来，拿了个锄头，啪的一声就捅坏了我家的窗户。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是老屋，比较矮小。他们可以随便捅。还有 一次，我们也在吃饭，另外一个邻家妇女刚从山上回来。若无其事、大摇大摆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不知何事又和我母亲扭作一团。因为我家是老屋，和他们家共用 一个走廊。通过这个走廊，我家可以经过他们家而去共用的老屋大厅。一般都是在大厅里进行红白喜事等大事。结果，他们家就很霸道的在这个走廊里安了一个门， 只有他们可以开，而我们不可以。换句话说，他们随便可以过来，而我们不可以过去。还有一件很屈辱的事，现在想起来，真的让我很痛苦，甚至对人性本善都产生 了怀疑。那时我还很小。另一邻家妇女因为和我母亲吵架，结果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在农村来说，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 气，永远也不会长大。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我记得，母亲坐在门旁一边哭，一边抚摸我的头。她说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你和弟弟了，你长大了，要多照顾弟弟。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村里人还叫他“黑老”。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时常还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还养了一个猪。我也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上学。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 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也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那一天冬季，他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 外去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 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们孩子送衣服或 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的上学，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后来，师傅带我外去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我师傅是弹棉花的。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做 一些简单的话，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那 时，我身体还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辛苦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我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的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上学，却听从邻人一起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是很“小心”，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次天正在下雨，母亲一直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通过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那位他的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5年 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那时也非常艰苦。虽然母亲改嫁了，但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 嫁到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他们家 的财产，是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母亲改嫁后的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对此尤为阻挠。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尽管受到这么的阻挠与艰难，母亲还毅然坚持给我上学。 不过，很幸运的是，母亲的丈夫——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非常尽心、非常努力，尽管他有时也忍不住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不止一次和我 说过，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坚持，因为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让我常常一筹莫展。常常是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 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马路上尘土飞扬，我那时是多么恨汽车！我恨它们耀武扬威的 在我面前驶过，而留下令人讨厌的漫天灰尘！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常常充满了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常常塞给我10块 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我常常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可是，有一次，由于我的粗心，让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这一辈子也不会 得到饶恕。因为常常吃不饱，父亲常常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但我常常吃不完，就带回家，可以给猪吃，不能浪费了。但是，那时没有多少粮食。大叔很 饿，就找到我书包里留下的干粮。可是，这些干粮因为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无论我怎样哭泣，无论我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 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在他去世前一年暑假，父亲外去打工了，我睡在床上，他早上起得很早，要去干农活。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 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他使劲地用脑子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间。现在，我想好 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除我的学费。因此，我还 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全校第一。其中，有个小插曲让我记忆犹新。由于母校的风气不 甚好。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无缘无故打低年级学生。有一次，有两位复读的学生，因为家里有钱，两人住了一个宿舍。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学抓进他们的宿舍，对我们 扇耳光，又打又踹。打了两个小时，才放我们出来。忍无可忍的我们，联合高一的其他两个班级，组织了校内游行。我们写了大字报，把床单做成横幅，贴上大字。 结果，校长找到了我，很严肃的告诉我：“你还想不想上学了？”我一听吓哭了，泪水不争气的流个不停。幸运的是学校很重视我们的诉求，并且对我们的处理也非 常宽大。事情结束了，也没有追究。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常常给我100块，班主任、英语老师等等常常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也不嫌弃我家的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的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因为镇里离家有5公 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又烧不了，弄得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 时候，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的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高二的时候，在班 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加上学习人任务重，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99年高考，我估了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70、80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因为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了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了（我1米65）。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是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的我会有这 么好的成绩。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村民们变得比谁还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 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的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报道的老师问我：“你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被人误会。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无私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因为学校里有各 种资助，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 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大四时，我一方面申请了贷款，另一方面又非常荣幸的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帮助，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孙师无私的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中大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06年到08年期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直到今天，除去在香港的两年，我在北大整整生活了8年。期间，欢乐多于泪水，幸福多于痛苦。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忍不住还很痛苦。尤其是想到自己还没有能力让母亲安享晚年，心中甚是愧疚。05年草就的一首打油诗，可做存照：

 

萧冲处皖西，地有古南岳；

相传大小双，嫁与英雄妻；

孔雀徘徊语，原为舒州吏；

代有杰人出，山青亦峻奇；

近世多穷潦，风俗厥粗鄙；

庚申年初暑，男婴啼声急；

家无半分财，亦缺稻梁衣；

男丁三四口，却有两残疾；

仓廪无存米，灶冷无吹薪；

断椽残墙壁，无处避风雨；

薄田两三亩，荒山远且瘠；

阿翁虽爱子，谋生不擅计；

翁奶相继逝，家势更难起；

长子虽聪慧，无奈家境贫；

凿壁为读书，牧牛读古诗；

次子少多舛，幸得恩人助；

困妇欲振翅，却惹村人语；

经商非妇道，交友亦违礼；

妇亦好自强，多与邻人牾；

夫少被溺爱，酸腐且懦弱；

矛盾乱纷纭，众矢成一的；

不久婚姻断，可怜两小人；

大叔脚有疾，终生未娶媳；

却遭恶人侮，寒身赴西岐；

长子虽中式，却遭村人弃；

旧妇理东阁，复为长子书；

转瞬六载过，却中京师榜；

雪中少送炭，锦上多添花；

贫门多媚客，逢面阿谀请；

自此入燕都，孤身启新途；

北居已六载，常思复家计；

夜静忆故园，泪湿薄单衣；

菜根益脾胃，安步健身心；

不羡惊人语，只慕圣贤音；

时节多转换，英雄史留名；

雁鸣长空里，志作万里行；

幽兰香空谷，其气传千古；

以此铭座右，勿失亦勿忘。

（乙酉年初春）

 

 二、缘起

 

明清天主教是中西文化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交流、对话、融合以及冲突之结果。鄙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完全归于业师孙师的 启发与指点。众所周知，孙师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揭橥了明清天主教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打开了一个新视域。当我选择这个课题时，感到甚彷徨、困惑。幸运的 是，大四时我上了孙师的《宗教社会学》，立刻就被其迷住。本科毕业论文即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徐光启皈依过程的。那么，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研究明清天主教，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开始，我所构思的论文很宏大。在开题报告中，我希望搞清楚的问题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交往与认同。并构思上篇写交往，下篇写认同。 实际上，这两个主题都与社会学有关。而且，后一个即认同的相关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以至于让认同这个词显得过于泛滥。所以，后来我采用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去 掉了认同这个部分，只提及身份意识等相关说法。

 

本来，为了写认同问题，我研究了张星曜的相关著作，并撰写了相关论文。我认为，第三代信徒张星曜，生活在天主教的全盛时期，他的思想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我集中关注了他的《天儒同异考》等著作，并有幸在澳门中央图书馆找到了其所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以及在国家图书馆找了《天 教明辨》。通过研究张星曜的相关著作，我认为，明清天主教徒是通过耶儒之同异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其中蕴含了一个重大命题： 中国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牵涉到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晚清反教期间，曾经出现了影响深远、非常有名的一句口号，“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换言之，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实际上就是变成了卖国的行为。基督徒与中国人两个身份之间，存在着冲突、对立与排斥。

 

为什么会出现这句口号？后来，我发现，早在康熙礼仪之争时期，类似的情况业已出现。由于礼仪之争，儒家与天主教徒之间变成了二元的、对立的身份。换言之，成为天主教徒意味着要抛弃儒家身份。何以言之？因为儒家与天主教徒之间不再兼容。成为天主教徒不再获得“叠合”（additional）身份，而需要发生“身份转换”。

 

张星曜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危机。虽然，康熙容教令给天主教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但实际上，容教令已经让天主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遵守传统的政教关系，而接受儒家正统以及官府管制；要么违背政教关系，而被官府禁止。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对于天主教来说都不是好事。

 

天主教有很强的排他性，也有很强的教会传统。这使得天主教接受中国传统政教关系上，显得勉强以及不情愿。同时，这也使得天主教对待中 国文化时，时常出现批评、拒绝、改造、更新等现象。而一向以包容著称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如此排他性的外来天主教时，则显得无法理解、无法沟通。而那些以天 朝上国自居的保守人士，则对这些来自“大西洋”，自称“泰西儒士”感到不可理喻，不可接受。

 

明末清初，天主教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教案，但所经历的小规模反教运动则很多。在这两次大教案中，反教者无一例外的都运用了政教关系、夷夏之防、儒家伦理等等模式。虽然，历史一直在发展，但在反天主教时，这些模式似乎一直未变。直到晚清，反教人士还是沿用相同的路线。

 

然而，与景教、也里可温的命运不同，尽管遭到了大大小小的反教运动，以及严厉的官府禁教，天主教并没有消失。相反，却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呢？

教内文献常常将此归功于神圣的上帝之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是天主教形成了群体的结果。简单的说，天主教能够延续下来，关键在 于天主教徒群体能够自我生产。这在宗教社会学里，有专门的理论说明群体如何维系、如何生产。对于明清天主教徒群体来说，他们何以能在维系自身的同时，能够 自我生产？

 

这个问题过于庞大。我希望在文中试图处理这个问题，但显然此篇文章是不够的，不仅是指篇幅，而且也是指深度。我只是希望通过一些个案研究，管窥出某些可能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裨益的地方。

 

实际上，在我心中，我一直对“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充满了疑惑，并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口号。我不是指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看待基督教，而是指基督教为什么会让反教者这样看他？

 

或许，这个问题将会一直萦绕在我耳际。

 

我一开始并没有构思出这样的论文面貌。在经过孙师无数次耐心修改、甚至冒着摧残其身体健康之危险的情况下，论文才有今天之貌。我想，从群体的角度研究历史，不是我的独创，但是从群体的角度研究明清天主教，却是本文希望提出来的。至于此次尝试成功与否，则有待看官评价。

 

另外，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无疑是看了大量的文集。这些文集大部分都是四库类，尤其是四库存目丛书。有些是学界没有使用 的，如刘凝的《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二卷》、孙致弥的《杕左堂集》、杨兆坊的《杨氏塾训》、杨廷筠的《灵卫庙志一卷》等等。另外，我还看了一些地方志，诸如非 常重要的《海口特志》。这部撰于清中期的乡镇志，竟然没有提及李九标，也没有提及天主教堂。民国时期的《海口续志》则提到了天主教堂，即在李九标的家乡 “方民里”。

 

另一个收获是将所有中国人的天主教著作的目录整理了一下，这就是附录四的表格所显示的。为了整理这个表格，我浏览一遍CCT数据库。并对著作者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这些著作以及著作者，随便挑一个，便可以做一篇论文。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亦发现了一些新资料，这些资料也是学界第一次发现的，如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南宫署牍》、《进呈书像》、《天教明 辨》，藏在澳门中央图书馆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等等。同样，也发现了一些新信息，如诸际南，名殿鲲；李九标曾与张利民就学于岳和声的共学书院。而参与 这个书院还有许大受的父亲许孚远、叶向高、董养河等等。同时，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叔叔张蔚然，都是岳和声的门生。另外，黄汝亨是杨廷筠父亲杨兆坊的门 生，可能是张星曜叔叔的张岐然则是黄汝亨的外孙；徐光启曾序黄体仁《四然斋藏稿十卷》等等。实际上，我后来发现，找来找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只不 过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他们就属于绝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而已。实际上，在天主教之外，他们并无过多的冲突。诸如有可能属于阉党的邵辅忠曾给天主教写过《天 学说》，李九标、艾儒略则与阉党御史卓迈有过往来。而南京教案的阉党成员沈㴶也与徐光启有“通家气谊”。南京教案中的文翔凤显然不与阉党沆瀣一气，后来文 的学生傅山更是称赞文气节高尚。

 

相关的问题，即天主教所交往的对象有没有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很显然，天主教徒群体的政治立场似乎并不那么明 显。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福传，而不是政治。同样，天主教徒群体的交往行为有没有受到学术立场的影响呢？这个同样也不好说。他们交往的对象中有力主实学的东 林，也有左派心学。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李九标。他为什么要皈依天主教，同时，在皈依天主教之后还参加科举考试？而放弃科举之后，为什么还要编辑用作科第梯 航的《枕书》？我想的是李九标是不是和徐光启一样，希望通过皈依而获得功名（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根据我的想象，很多人很希望通过宗教上的“投入”，以 欺获得现实的“回报”）。徐光启的中进士更是加深了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但设想一下，如果李九标也中举了（甚至中进士），他对天主教的贡献会不会更大？同 样，假如徐光启没有中进士，他对天主教的贡献如何？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可以想象。正因为可以想象，才让历史如同一位小姑娘，任人打扮（胡适语）。而这种“打扮”往往是按照“打扮者”的意愿的。

 

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就在于“打扮者”的想象力。李九标在和同乡林琦编辑《伦史鸿文》时，不假思索的辑入曾经反教的周之夔的文章。或许对 于李九标而言，这个时候他考虑更多的是周之夔这篇文章恰好符合儒家正统的标准，而不在于周之夔对天主教的态度。至于林琦，他的故事更富有想象力。他和李九 标一样，多年未第。后来，他也和李九标一样索性放弃科举，一心一意编辑著作。儒家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或许一直是士人们心底的追求。在无法获得“功 名”亦即无法“立功”之后，他们希望通过著书立说，以流芳千古。甲申之变后，林琦携妻子到一个孤岛上归隐。真可谓是一位气节之人！可是，这个孤岛上竟然有 强盗仗势欺人。林琦看不惯，就和这个人PK了一下。结果可想而知。一个文弱书生肯定打不过强盗。最后，强盗还残忍地割下林琦的头颅，藏了起来。他的妻子想把他的尸体装船带到故乡埋了。奇怪的是，船竟然不能动。林琦的妻子无奈，只好再寻找。最后找到了，船才顺利起航。

 

还富有想象力的是李九标的姻亲张利民，他们是同学，是好友。李九标可能在鞑靼人攻占福建时，死于战火。而张利民则出家为和尚，自称“田中和尚”。

郭邦雍的故事也富有情节。17世纪20年 代，他在方济各会传教士的鼓动下，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祭祖敬孔，结果被官府当作“异教护法”而被夺去功名。尽管如此，李九标在编辑《枕书》时还是邀请了他。 他与缪士珦是好友。在黍离之际，两人都积极抗清。郭邦雍、缪士珦积极帮助刘中藻练兵。结果被围。刘中藻吞金自杀不死，再自经；郭邦雍、缪士珦同时遇难。

 

而同样是《枕书》编辑群体，有些人则选择与新政权合作。如道士伍冲虚的侄子伍达行，顺治授教谕，后升知县。还有一个人更搞笑。这个人 就是戴国士。这个人一开始是江西东林的，很好客，家里也是食客众多、交友广泛，一时被称做“东林茶馆”。但可惜晚节不保，清军来了立马投降，做了所谓的“辰 沅道兵备副使”。可怜这个曾经乡试第一的戴国士！南明在江西一带盛起时，他又变节归了南明。后来，南明不行了。他又投降归了清军。这种反复无常之人，最终 的下场定然不咋样。清廷要治他的罪，他竟然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朝廷保存百姓。真可笑也。无独有偶，韩霖的好朋友李建泰也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些故事仍然需要进一步挖掘。比如沈从先。现在还没有更多资料，以让我们更多了解他。我们只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曾笔录 《艾先生行迹》，自称艾儒略的门人。同时，他与曹学佺非常熟悉。曹曾经有好几首诗提及他。曹还有诗《哭沈从先》。但至于沈从先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还有刘凝。刘凝的出名在于他编有《天学集解》，写有《觉斯录》，并与抚松和尚有过辨论，并对钱谦益所刊木陈忞《天学三说》有过辨论。后来，我找到他与李长祚是好友。但至于其他资料，则一无所知。

 

历史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可以让你想象，让你打扮。在撰写论文之时，正是这些想象，常常使我在枯燥无趣的搜集、整理资料之时，突然感到这些资料充满了温情脉脉、生动跌宕。

 

有时，我想象，假如我是李九标，我真的做得到“等功名于浮云，视举子业为弁髦”吗？别人这样称赞他时，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在他心里，他是不是一直想得到功名，然后得到一官半职，然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么，李九标受洗天主教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无奈，还是因为什么？

 

还有张星曜。杭州的天主教发展很快，得益于杨廷筠家族。杨廷筠身在官宦家庭，门生众多。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在杨家 受教了。前面也提及，张傅岩也是岳和声的门生。而岳和声曾在福建建共学书院。当然，我们不知道张傅岩与李九标有没有交往。张傅岩是个历史学家，喜欢编书。 （这似乎是很多文人的嗜好。）永历时，张傅岩好不容易中了“高等”，可惜，南明国祚不长，张傅岩也只好放弃了科第。到张星曜时，他家里已经积累不少书籍， 以至于张星曜可以编纂卷帙浩繁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当然，编这部书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婿，上百位门生都参与其中。

 

这一点尤让我吃惊。他竟然有上百位门生，还有来自满族，来自北京的门生。张星曜不是一位简单的信徒。他到耄耋之年，依然为天主教进行辩护。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卷帙浩繁，除了《天儒同异考》，只有几万字。

 

可以想象一下：张星曜的家庭应该很大，亲戚朋友也很多。然而，张星曜难以忍受的事就是这些亲戚朋友都溺佛。杭州佛教本来很发达。而张 星曜编辑《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就是专门批判佛教的。张星曜还敢于与净土宗十祖的普仁截流辨论。这个截流据说是憨山德清的转世，他父亲叫他“梦憨”。康 熙时居普仁禅院。因为清初有信徒托名徐光启撰《辟释氏诸妄》，对佛教的天堂地狱说、破血湖等做了系统的批判。截流行策站起来竭力反驳。我没有找到截流的这 篇文章，估计篇名叫《<</span>辟妄>辟》。后来，张星曜与洪济又与截流展开辨论，撰《<</span>《辟妄》辟>条驳》。（当时，远在江西的夏大常也撰了《泡制<</span>辟妄辟>》。）

 

为什么张星曜这么讨厌佛教？而且要知道，在天主教皈依天主教之前，他就很讨厌佛教。换言之，他并不是因为受到天主教的影响而攻击佛教 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造成他讨厌佛教。不过，他自己稍微提及了一下：他认为佛教僧侣为死者念经超度的做法不公平，是“有钱者生，无钱者 死”。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当时的学术动向有关。当时士人在反省明清易代的原因，往往就想到了陆王心学。而陆王心学又与佛教有关。所以，张星曜常常引用 朱子的“佛氏兴，伦理灭；达摩来，义理绝也”。

 

很显然，张星曜的亲戚朋友都溺佛，其受洗入教自然会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以及受到别人的嘲笑。为什么嘲笑？前已提及，康熙的容教令让天 主教戴上了一个“夷教”的帽子。明末以来，利玛窦、徐光启等人“附会古儒”的努力被康熙的一道敕令抹掉了。张星曜受洗入教时，就有人嘲笑他，“来看啊，张 星曜，从前是儒家，现在要从夷教了。”

 

这一点，张星曜当然不肯接受了。他拼命的向人解释，天主教就是儒家，而且是真正的儒家；而现在的儒家，已经不是儒家的，因为现在的儒 家是受到佛道影响之后的儒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又有人质疑张星曜，既然你说天主教是儒家，天主教等同于儒家，那你没有必要受洗啊？这时，张星曜又 解释说，有必要受洗，不仅仅因为现在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更在于天主教还超越于儒家。

 

很显然这里超越于儒家，是指超越于古儒的。

 

是不是张星曜对儒家感到不满？张星曜觉得儒家疏略的地方太多，因而对于修齐治平来说，还不够。因此，他要受洗。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想象。可以想象他受洗时，有教友祝贺、称好；有亲友嘲笑、辱骂。

 

张星曜与吴历有没有交往不得而知。但张星曜的朋友，也是教友洪济，曾与吴历有过交往。当时吴历任嘉定会长，曾带领教友来杭州大方井墓地朝圣。洪济因此与吴历等人有过接触。鲁日满在江南传教时，也曾与吴历、张星曜的好友诸际南有关交往。但看起来，张星曜的交往并不广泛。

  

或许，张星曜更习惯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簇拥着万卷古书，伴着油灯，一边翻阅着书籍，一边用蝇头小楷写抄录着。抄录完之后，再写上自 己的心得体会的“按语”。有时，他的门生或者儿子或者女婿，轻轻推门而入，递上抄录好的段落以及自己的按语。两人坐着聊一会儿，然后继续着未尽的工作。

……

 

需要提及的是，写论文过程中，最头疼的是寻找该群体中成员的蛛丝马迹。很多人物虽然活在历史上，可是并没有留下什么。有时，我为能找 到一点新信息，而兴奋不已。这也让我写后记时，多写一点有关自己的内容，这也是我写后记第一部分的原因。这或许也是让后人知道我曾经活在历史上的证据吧。

 

三、感谢

 

“凡事感恩。”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许多关心、帮助。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的每一位老师都给予我最宝贵的帮助。我感谢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给予我知识、智慧，而且还是因为他们给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业师孙尚扬教授。孙师虽然对我要求比较严厉，但对我的生活以及工作均无私提供帮助。小子何幸忝列师门！老师对我有很高期望，可天性驽钝，希望老师多加谅解。老师的大恩，小子将永远铭记心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再次，我在北大学习、生活了8年。 受到众多老师的恩泽、雨露。尤其感谢大学班主任李四龙老师，他在我上学之初就叮嘱我要练好普通话。他还为我提供了众多帮助，以让我能安心学习、生活。感谢 研究生阶段班主任章启群教授、王宗昱教授。赵敦华教授、胡军教授、张志刚教授、沙宗平教授、张祥龙教授、徐凤林教授、叶闯教授、吴飞教授等等，我要么在他 们的课堂上受益匪浅，要么在论文等方面常常麻烦他们。哲学系行政、教务管理老师束鸿俊、于晓凤、李明珍、谢红梅等老师，我曾在诸多方面麻烦过他们。在此一 并谢过。

2005年暑假，我有幸获邀赴港参加香港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第三届暑期密集课程。在此期间，我结识了风趣幽默、充满智慧与仁慈的卢龙光教授。并在学习基督教历史中，得到李炽昌教授、温伟耀教 授、邢福增教授、谢品然教授、余德林教授等诸位先生的指教与帮助。尤其是温教授，对我有许多恩惠，让我铭刻难忘。

 

李炽昌教授对我关怀备至，曾通过与孙师合作学术项目，对我恩惠多多。后来在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顺利参加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是年8月，我得以重返香港，再次来到山明水秀的崇基校园。在开学之始，非常有幸获允单独面见李炽昌教授。李教授就香港的学习规范、学术资源、研究进展等给予颇多教诲。卢教授则惠允承担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指导老师。对我的学习、学术、生活等各个方面予以无私的关怀与帮助。

 

该年12月， 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推荐下，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非常感谢是会的组织者吴梓明教授、 吴小新博士，让我有机会第一次宣读论文，并结识了众多同道中人。前辈査时杰教授、学兄黄剑波博士、罗群、吴家齐、葛涛、张珺、李淑琼、何心平等均就我的论 文给予诸多指正。

 

在香港中文大学上学期间，我先后完成了研究生院所布置的要求。在上必修课之时，得到学愚教授、卢玉音教授、谭伟伦教授等老师的指教与帮助。在上Seminar讨论课时，陈喆、张雪松、李天钧、李家俊、汤咏诗、黄薇、吴青、刘义、刘晶晶、曲宁宁等同学均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

 

2007年9月，在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与美国旧金山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吴小新博士的支持下，我非常有幸参加了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Leuven, Belgium）所举办的讲习班（Workshop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Sino-European Contac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在比利时期间，我得到了钟鸣旦教授、杜鼎克博士（Ad. Dudink）、高华士博士（Noêl Golvers）等诸多老师的帮助与照顾。尤其是鲁汶大学博士后黄小娟博士，对我的住宿、饮食等生活问题予以极大的耐心与宽容。讲习班成员李华川、陈松传、徐思源、Beatriz BALLESTEROS-PUENTE、Marie-Theres STRAUSS、Helena MOTOH、Hitomi OMATA等等对我的论文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钟鸣旦教授更是认真读完了我的论文，并给出了诸多建议。其认真细致 以及奖掖后学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杜鼎克博士还为我的论文无偿提供数据复印件。当我返回香港后，他从荷兰莱顿大学给我寄来复印件。此种深情厚谊，让我久 久难以忘怀。在讲习班结束之后，我有幸参加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收获匪浅。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资助下，我得以有条 件与同学一道赴巴黎查阅资料。在吴家齐同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住在巴黎遣使会住院里。并能够在巴黎耶稣会档案馆查阅到诸多数据。虽然很不适应巴黎的高物 价，只好省吃俭用，但其乐融融以及坐而论道之情之景，历久弥新。

 

自从认识了吴小新博士之后，吴老师就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2007年暑假，在吴博士的支持下，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中国学中心的暑期聚会。并聆听了范丽珠教授、刘家峰教授等治学经验，受益终身。是年11月，在吴小新博士的推荐下，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教授惠允我参加由中山大学所主办的“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与论文中，我深受启发。

 

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提供诸多帮助。我亦同沾其惠。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即获该所提供的道风奖学金。来香港期间，多次参加研究所举办的活动，并获得诸多宝贵书籍资料。尤其感谢总监杨熙楠先生、陈家富博士、林子淳博士等等。

 

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治学严谨、和蔼可亲，无论就我的论文，还是以后的工作，均热心惠赐意见。清华大学博士后周萍萍博士、台湾清华大学 博士后李凌瀚博士，在我论文的选题、材料、思路等诸多方面均有指教。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时，我得以有机会亲炙其教。康志杰教授、吴 伯娅教授、戚印平教授曾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座，亦就我的论文提供不少建议。学友吴家齐在资料上惠我甚多。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夏其龙教授是我的副指 导老师，给我诸多指导与恩惠。在入住神学楼期间，王学晟老师、陈喆同学、杨远征老师等对我有诸多照顾。

 

在查资料过程中，我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等诸多帮助。澳门中央图书馆惠允阅读 该管所藏古籍《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赵建敏所主编 的《天主教研究论辑》，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哲学研究》等不同刊物，曾惠允刊登我的不成熟作品，审稿人均给予诸多意见，受惠颇多。

 

论文初稿出来后，曾得到孙尚扬教授、卢龙光教授、夏其龙教授、刑福增教授等老师的指教与意见。非常感谢在预答辩中，张志刚教授、张学智教授、徐凤林教授、吴飞教授均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当然，文中的错误与纰漏应由我自己一人承担责任。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他们让我早一点成熟，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生活，感谢他们让我坚强，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珍惜现 在的生活。当然，也感谢他们在我考上北大后，给我的帮助。虽然对于我来说，家乡更多的是意味着痛苦。但是，这也不能怪他们。是贫穷、是风气使然。假如可能 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为改变这种境地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非常感谢在我上高中就帮助我的陈本进叔叔、王英老师一家；非常感谢我上大学时开始资助我的管惠清阿姨、胡源生叔叔一家。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他们也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阳光要多于阴霾。我希望自己以后也能象他们一样，为需要帮助的他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非常感谢初中的班主任储劲彪老师、高中班主任储根来老师、校长徐华中老师，还有众多的老师们！谢谢你们。感谢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同 学们！上初中时，肖云龙等好友、同学曾无私帮助过我。高中时，众多同学包括田八一、肖云龙、储怡士、桂节美、仰炳灿、唐姚根、余肖赞、储甜、华张生、姚国 宾、周永垂、李连杰、杨积高等等曾给予我诸多帮助。大学时，室友刘玮、李彦、李嘉林、张子凯、李俊，同学杨宏博等曾给予我诸多照顾。研究生期间，同学蔡祥 元、肖磊、徐陶、钱雪松等等亦给予我诸多帮助。很多同学、朋友都曾帮助过，在此一并谢过。

 

感谢我生活、学习了六年的母校槎水中学，感谢我生活、学习了八年的母校北京大学！感谢我生活、学习了两年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

 

感谢很多不知名、曾经帮助我、关心我的好心人！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继父。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我诸多帮助，而且经常鼓励、安慰我。是他们的付出才有我的今天。父亲虽然性格 软弱，但是很关心我。上初中时，曾经步行送菜给我。还给我做干粮。生活很苦，他也想改善境况。他年轻时曾和邻人一起外去打工，结果钱被别人结了。母亲对我 的爱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她不仅仅赋予了我的生命，而且还让我重新上了学。她曾为了我而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我而情愿自己受苦受累。母爱大如天！继父则为了 我上学而奉献了很多，他要面对很多压力。我还记得他为了给我筹集学费，常常带我去亲戚朋友家低三下四的哀求别人。而且，更让我感动的是，自从我上大学后， 他愿意和母亲一起照管弟弟。十年来，弟弟不知给他们带来了多少麻烦。而继父总是一个人默默承担。有一次，弟弟在天津打工偷跑回来。到安庆时已经没钱了。天 已经很晚，继父毅然请了车去接弟弟。女朋友萧诺自小就是我的玩伴和知心朋友，感谢她自小到现在耐心的陪伴、无私的宽容与不懈的支持。虽然生活艰苦、道路艰 辛，她仍愿意与我相濡以沫。

 

最后，我希望对母亲致以歉意，虽然我是她唯一的生命支点，但我很少回家看她，有时打电话的机会也很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一起，让她不再孤独、不再牵挂、不再受苦。

 

 

 肖清和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楼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