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2012年，可能是21世纪中国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浮出水面，既有的利益格局平衡被打破，原本沉寂良久的思想界、舆论界、工商界重新活跃。中国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然而，思想界不再有统一的声音，甚至，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那个思想界已荡然无存，断裂成左中右、激进保守中道等若干断层。这个思想界的断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早早将启蒙和改革阵营撕裂，撕裂的不仅是价值观，还有利益背景和知识结构。从此，左右两大阵营不再有共同的未来，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论战的结果，让彼此视为陌人，乃至仇敌，连围坐在同一个桌面，都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

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局势的日益复杂和利益格局的细化，思想界的分化加剧，分子分裂为原子，原子似乎又无限可分。自由派也好，左派也好，新儒家也好，其内部都在激烈地震荡改组，一个个互相对立的小山头清晰可见。在自由主义内部，围绕着对资本和市场的看法， 分为市场自由主义和反资本的左翼自由主义；而在不同的改革策略上，民间维权派和顶层设计派又在分道扬镳。左派阵营之中，背靠国际反资同盟的学院新左派的风头，逐渐被民间的新毛派取代，而毛派内部又上演着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相互残杀。新儒家历经二十年的修炼，终于突破反传统主义的重围，在三分格局中站稳脚跟。但在其内部也有政治儒学和社会儒学的温和分歧：儒家究竟向上突破，重新变身为安邦兴国的新国教，还是立足社会，成为凝聚人心和建构秩序的公民宗教？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与周边国家摩擦的加剧，又刺激起一股民族主义的狂潮。在一个信仰缺失、情感无所依归的时代里，不少人从民族那里寻求认同的归属，将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视为新的膜拜偶像。民族主义裹挟了众多不同思潮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它逐渐从学院走向社会、从舆论走向街头，短短八年时间上演了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保卫奥运火炬接力传递、保钓砸车游行等多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爱国运动。

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分化组合，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话语争霸战，对垒的阵线不再像过去那般敌我分明，常常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1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与以往相比较，它的表现舞台和驰骋空间从平面媒体转移到网络，社会思潮也从少数精英的观念思维，直接呈现为众多民众的情绪表达。特别是微博这一新媒体出现之后，思潮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社会性，它改变了传统的精英动员民众的舆论模式，民众直接走向前台，拥有自发性的表达空间。中国式的微博，是一个虚拟的广场，但它比广场更具有民粹性和直观性。社会思潮的知识性生产活动不再决定其流通形式，反过来被流通形式所左右，思想界的各路领袖小心翼翼地观察和揣摩网络的民意动向，不断微调自己的话语策略。

表面看起来，似乎民意汹涌浩荡，不可阻挡。但浩荡的民意又是破碎的、分裂的，甚至比思想界本身还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因而这种碎片化的民意也更容易被操纵。无论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争论，思想的主角还是那些传统的知识精英，那些在学院内外高谈阔论的书生们。然而，近年来媒体、博客与微博令人瞠目的发展，诞生了社会思潮新的制造者和超盘手。这些媒体精英和网络意见领袖，是这个时代的体制溢出者，很有一点传统游士的风格。他们不像学院精英那般书生气，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质感。他们深谙如何运动民意，如何制造潮流，如何形成舆论，如何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诉诸于行动。今日之微博大战，只是未来街头政治的路演而已。可以想象，在下一轮登场的大戏之中，被边缘化的一定是传统的学院精英，而站在舞台中央的，将是这批出身三教九流的体制边缘人。

当往上发展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表达的大门继续紧闭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纷纷眼光往下，注重底层群众势之积累。社会思潮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性生产，而蜕变为动员式的社会性传播。媒体和网络本来就有自己的商业逻辑，理性的声音往往被忽视，而左右两端的偏激之论最能吸引眼球。于是，那些注重动员的社会思潮以各种出挑的方式吸引民众，从开骂、约架到公开炫耀打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争夺山寨的老大位置，或将自己扮成造时势的英雄好汉。

分裂的社会思潮看起来互相冲突，力量分散，但批判的武器一旦与武器的批判结盟，将会是一场谁也不希望看到的战国大乱。当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便是山雨欲来的不祥预兆。如果要避免动乱与革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化体制。这个体制不仅可以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且也可以规范各种被释放的社会力量。

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宪政体制之建立，其前提乃是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和解，就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和方向性目标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八十年代是一个有改革共识的时代，这个共识在九十年代逐渐破裂，到了今天已经发展到思想断裂、社会断裂的畸形状态。社会思潮的分化，本是正常现象，只要有不同的价值梦想和社会利益，便有对立的观念和路线。然而，分化便不意味着缺乏共识。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社会，有分歧，也有共识，有抗衡，也有和解。极端的声音被边缘化，而左右相互靠拢的中道，才是舆论的主流。

从九十年代走到今天，社会思潮的大分化、大对抗已基本定型，左中右分化的大格局蔚然成型。如果中国的改革要有未来，接下去的十年希望，乃在于厘清分歧的基础上，各方寻找改革的共识。即便这个共识很薄，也是新体制的精神支撑所在。

让我们重新回到圆桌吧！在这个圆桌上，没有左中右的对抗，没有朝野内外的区别，唯有寻求共识的真诚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