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汉学研究，一直在国际汉学界执掌牛耳，不仅汉学家人数众多，而且每年多有力作问世。我国出版界，自1980年代打开国门之后，亦有译介。然而，这类海外精品的翻译，多以专著为主，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国外学者做研究，有时候论文比著作更精华、更重要，更有突破力度。相对而言，美国汉学界论文性的研究成果，出版界的译介就要单薄得多，我作为在大学一线教学的中国研究者，常常有遗珠之感。

好在这一多年的遗憾，为热心的华东师大校友、在美国任教的姚平教授所弥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姚平与她的导师、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联合主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整套论文集分为上古史、中古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和妇女史5个分卷，其中颇多我寻觅已久的名家名篇。各分卷由该研究领域的在美学者负责编选翻译，还遵循美国专题论文集出版的惯例，由主编执笔撰写各卷前言，详尽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概貌以及各篇的旨要所在，工作颇为地道、靠谱。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汉学研究译介，对于国内的史学研究转型，可谓有革命性的外推之功，自不必赘言。不过，我亦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域外研究的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从1980年代的唯洋是从，中经1990年代的过渡，到21世纪初，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西学原罪论”是也。经常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学术会议或课堂讨论上斥责对手时，拿出如此的杀手锏：“你这个是洋人的看法，是西方中心论！”对手遭此一击，多面色尴尬，只有被动辩解之份，再无还手之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西学，曾几何时在中国蜕变成毋庸置疑的“原罪”？而批评者无须理由与论证，便占据了“学术正确”和“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

无论唯洋人是从，还是“西学原罪论”，看起来彼此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分币的两面：缺乏真正的学术自信，过分的学术自卑导致变态的学术自大。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而外人，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是有偏见的“外部人视角”。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和学术上的“不差钱”，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难道真的有所谓“本真性”吗？本土学者必定比域外洋人更能窥见“本真性“所在？这当然是一个有关史学观念的后设性问题，在我看来，不管是“内在视角”，还是“外在视角”，所有对历史的研究统统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所摸到的只不过是大象的一个部分，区别仅仅在于鼻子、大腿和尾巴而已。抱住大腿的便声称发现了大象的“本真性”，由此而看不起别的摸象者，从明眼人（上帝的视角）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无知者的虚妄。约翰·密尔认为，真理不是哪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是多元的，存在于各种相互有差异乃至对立的意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研究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都是平等的、有同等价值的视角，谁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所在，重要的是，以不亢不卑的心态，阅读和吸取国外同行优秀的汉学研究成果。

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和交流心得，国外同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值得中国学者吸取的长处，至少有二。其一，是重视和尊重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的史学界流行的是所谓的一手资料和“原创性”，研究什么问题，似乎都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引证多注重一手的原始资料，对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往往不屑一顾，少有对话和交流。而美国学者的研究习惯，非常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引用性借鉴，也有批评性回应，在与同行的广泛对话之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结论。该书主编伊佩霞在总序里特别指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之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听取同行批评之后认真修改，最后收入专题性的会议论文集公开发表。因此，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虽然风格各异，却通过体制化的相互批评和对话，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学术共同体。相形之下，本土的中国研究学界，至今仍然是一盘散沙，只见山头，不见共同体。要么是误读性的相互攻讦，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轻视同行劳动的成果，所导致的结果乃是大量低效率、重复性的研究再三出现，你去查查每年的专业杂志目录，可以发现类似的垃圾比比皆是。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的第二个长处，乃是在一个跨学科的背景里面研究中国，因而常常有令人惊喜的新的开拓。本土的中国历史研究，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门类齐全，阵势庞大，因而划地为牢，固步自封，少与其他学科对话和交往，久而久之，单系繁殖，所培养的学生也是鼠目寸光，其研究成果越来越显得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是只见树叶，而不窥全树。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建制里面，只是一个从事区域研究的边缘学科。边缘有边缘的好处，可以放下身段，不断地吸取其他学科、特别是热门学科最新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研究角度，拿到中国研究领域里面来加以运用和探索，从而不断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在美国，一个中国史研究学者，首先在历史系里面要与欧洲史、美国史和其他区域史的同行交流切磋，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因此有一个中国学者常常缺乏的文明比较和国别比较的世界背景。其次，他还要积极参与所在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或亚洲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与同样从事中国研究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宗教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同行交流对话，因而又获得了一个跨学科的宏观视野。以本书的思想文化史卷为例，所收的多篇论文皆有跨学科的背景，比如罗威廉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该主题最早是欧洲问题专家在解释1980年代末东欧巨变时提出来的分析模式，很快为罗威廉、玛丽·兰钦等中国研究的学者所重视，转而借鉴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所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虽然中国是否有公共领域这一问题在1990年代初的美国汉学界争议四起，但历史研究的新大陆，往往是在类似的哥伦布探险之中被不断开拓出来。在阅读西方同行的过程之中，我常常被他们不拘一格的研究视角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解所折服，史学的魅力不在于其它，乃是有无穷无尽的新史料、新解释得以丰富，你永远无法想象，明天的太阳将会以何种新的方式升起。

我很感谢伊佩霞和姚平教授以及本书的编译团队，她们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再一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异域之窗，让我们得以欣赏未必比中国圆的外国月亮，有着什么样的异样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