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邓正来是倒在战场上的，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战斗。他的病情是在一个多月前发现的。12月22日，他还在主持复旦高研院的论坛，当时还生气勃勃。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当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自己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但是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活跃在学术战场上。他那天好像意识到什么，晚宴的时候，特别招呼我过去坐在他旁边，大家一起痛饮茅台。

很难想象，一个月前的邓正来还这么生龙活虎，活跃在会场上，一个月以后他就走了。元旦过后，他就住进了医院。当时去探望他，我很少看到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像他那样的状态，目光炯炯，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在战场上，和一个新的敌人搏斗，非常亢奋。住院后的邓正来开微博了，他说要把同癌症的搏斗记录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这种感觉太强烈了，好像他在燃烧。所以我反而有点为他担心，跟他说这个病是持久战，不能一下子就把能量燃尽，要悠着点。但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需要敌人，然后敌人就会激起他的斗志。他这种精神意志力，我没看到过第二个。他在学术上是勇士，在病床上也是勇士。这一点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的化疗击垮了他生命中的免疫系统，最后倒下了，走得这么快，谁都没想到。他是带着勇士的姿态告别人间的。这也吻合了他的一生。

我认识邓正来是在1990年代初，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1980年代的公共思想界非常活跃，那时候有三大山头，金观涛为首的“走向未来”，甘阳为首的“中国与世界”，汤一介、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书院”，但是到1990年代初就陷入了沉寂状态。当时大家各自做自己的研究，精神有点涣散，看不到希望。当时的两本杂志我认为非常重要，一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在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二十一世纪》，二是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者回过头来看，它的作用在当时特殊的年代，是不可替代的，今天来看这本杂志的编委和作者，都是一流的社会科学学者，有些在1980年代就是大佬，有些在1990年代还名不见经传，邓正来有这样一种能力把大家凝聚起来，还在北京组织活动。这本杂志最早讨论的问题，比如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讨论市民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最早提出来的。然后老邓还办了《中国书评》，和《二十一世纪》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更多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和方法，来切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前多是从人文和科学的角度，缺乏社会科学这一面。邓正来是法学出身，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研究导向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发展有里程碑式的指标作用。

我记得1993年曾和他有过一次合作。当时我还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华理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上海开了一次会，叫“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和上海来了一大批学者，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地来讨论和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一次盛会。这次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老邓是一个真正的帅才，他花了很多的精力，从1990年代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把一流的学者凝聚起来。这既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老邓还有一个优点，一般帅才只是指挥他人，但是老邓恰恰相反，他非常有实干能力，刻苦而实干。大家最敬佩的是他的翻译，他学外语出身，然后研究法学，他的翻译能力非常好，他重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等一系列著作，布莱克维尔的《政治学百科全书》，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他甚至在去世前还在翻译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所以他既是帅才，又有实干精神，既能干大事，又能做小事，这在今天是很少见的。首先他的翻译在中国学术史上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网络上很多年轻的学者说他们都从邓正来的译介中受益一辈子。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野心很大，1990年代主要在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个杂志是他一手投钱办起来的。后来到了上海，格局就更大了，想把复旦高研院办成世界一流，所以他就揽了很多事情，同时在办五本杂志，后来几年甚至就睡在办公室了，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因为他早几年就有喉癌，我每次碰到他都会劝他要悠着点，当然这话起不了什么作用。

邓正来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去了四川，最后到了北京，就兼具了这三个地方的特性。我觉得他有上海人的细致，做事非常细腻，对人非常关照，也有上海人的精明，做事踏实；他还有四川人的豪爽，讲究义气；最后是北京人的大气象，所以中国南北文化的要素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三教九流都能交往，有学界、政界、商界很多朋友，性格鲜明，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后来他离开吉林大学，落户到上海复旦，好像上海学术界来了一头“猛牛”，因为上海的学术界是

比较中庸的，突然来了一个京派学者，给上海带来了一种新风气。他的雄心还不仅仅局限在上海，他更在乎的是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或许有人会说他有一点狂气和霸气，但是上海学术界缺的就是这样的人。去年春他受上海社联委托，讨论上海学术状况，我们一起开会，检讨上海学术的问题。上海文化界在民国时期的辉煌，也是因为全国各路英雄纷纷云集上海，使得上海文化非常多元。在计划经济之后，上海就变成了上海人的上海，非常单一，文化就开始萎缩。这几年上海又回复了新气象，邓正来到复旦是一个标志，他弥补了上海的短处，给上海和复旦带来了新气象、新格局，在海派学术中注入京派的雄浑、犀利、大气。当然他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争议，我也曾经多次给建议和忠告，但是不得不承认，从上海的格局来说，缺的正是老邓的这种大刀阔斧、大气势、大场面的风格。老邓走得太早了，我想他走后带来的缺憾是没人能够弥补的。所以从上海和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失去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中国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一说，我想他至少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是立功了，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我最敬佩老邓的，是他平时做学问时和面对死亡的时刻，超强的意志力、永不服输的劲头，和远在凡人之上的坚韧。老邓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倒在战场上、而不是被担架抬下来的。老邓不愧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豪杰和英雄。

（由东方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