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于《信睿》杂志2012年12期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

过去讲天地良心，那些公认的坏事不能做，做了之后会被雷公霹死，死了会下地狱，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死之后，谁管洪水滔天”。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没有人敢去搀扶……很多原本只需要用简单的常识和内心的良知就能判断是非善恶的问题，今天统统发生了问题。社会秩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秩序大乱、人心大坏”？ 

今天的中国，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大发展时期的英国，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活力，产品行销海外，成为世界工厂。但也有很大的差别，19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心和秩序没有变坏，因为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既有市场的力量，人的贪欲增大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伦理、信仰的力量，它的宗教很强大，道德很保守，贪欲被抑制起到了某种平衡。一些有钱人，依然循规行善，被誉为“有信仰的资本”。 比如联合利华等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们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赚钱，向上帝证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这表明伦理和资本，可以并行发展。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以及作为“他者的眼光”的伦理，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今天中国的状况却是，市场被引进之后，内心的伦理规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塌陷了。欲望被无限制地释放，以致有些行为到了不择手段、泯灭人心的地步。

一，       核心价值是如何失落的？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显然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有信仰儒家的、自由主义的，也有信奉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还有的人什么都不信，相信价值相对主义或者价值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一方面出现了价值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又是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回潮和复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甚至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一方面世俗化加深，另一方面宗教在复兴，两者并存。从整个社会来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这个“乱”不仅仅是表层的“乱”，“乱”在法律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这种“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地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愈渐模糊。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规范伦理涉及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需要一套公共的伦理规范，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而且需要一套伦理准则。“法”的背后一定要有自觉的伦理道德支撑，否则这个“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人们内心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与社会公共的规范伦理相对，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

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这就是今天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被相对主义化或实用主义化。

它的渊源来自哪里？在当代中国，价值相对主义背后的道德正当性，是建立在价值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和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价值都有其确定性内涵，有其绝对性标准。价值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而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将整个国家从僵化的原教旨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和思想获得很大的自由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社会普遍地实用化、功利化，不再相信有超越的、不变的、至上的价值之存在。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并非是过去儒家式的道德性实践，而是一种世俗性实践，其内涵乃是满足人们不断被激发起来的利益需求。当价值由世俗性的实践活动决定是否有效时，价值就成为了工具本身，其不再有内在的道德内涵，而只是衡量其对于实现特定的功利目的是否有效而已。于是，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便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理性。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大道理是我们没有完全否定的核心价值，小道理就是日常生活流行的潜规则，这两样往往相冲突。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这好像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验。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也需要有个人的德性实践。

二，       好的伦理，首先要有好的制度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小悦悦事件要和彭宇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彭宇事件不能澄清，它将催生更多小悦悦事件。司法不公正，司法不支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话，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良知。这是我们的制度问题，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但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危，不敢行善。

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首先要改变制度。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

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中国传统的内部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引起了一场关于到底是“真小人”社会好，还是“伪君子”社会好的争论。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我们同样反对“伪君子”社会，但相比较而言，它还是比“真小人”社会好一点，因为“伪君子”社会毕竟还有一套公认的价值观，有许多事是做得说不得的。但“真小人”却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的丛林世界。这种“小人”当道的社会，要形成秩序，只有拜托给一个“利维坦”的强权政府来维持。法治社会当然预设了人人都是“小人”，但法治秩序背后是有一套公共伦理价值的。哈耶克所说的社会秩序的自发建立，首先要确定的是最高的立法原则---自由原则，这套原则是伦理性的，不是价值中立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子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个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今天的制度能够扬善抑恶吗？崔永元这几年致力于社会公益，组织乡村教师培训，在向湖南省教育厅申请支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崔永元在微博上怒斥其为“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这就是不作为的制度，在这之前爆出湖南高校职称评审黑幕，评委名单刚确认，评委就在宾馆开房收钱，参评教师随即送钱。后来揭露出来的是，职称评审送钱早已是公开的潜规则，这帮索贿的人是常年评委，其背后有一条索贿的黑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结果怎么样？仍是不了了之，被暴露的人受处分，后面的人被遮蔽。这样的制度能让人成为正派人吗？

值得更为警惕的是，政府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的道德修正。在这个领域里，政府越是作为，社会越不能形成自主性的伦理力量。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因为社会自身存有免疫系统。过多的球蛋白，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比如每年的3月5日，如今不是“学雷锋日”，而成为“助雷锋日”了，太多的一次性作秀，比如让公务员上大街为市民擦皮鞋，其实市民们要求公务员的，不是特定日子的作秀，而是平时将本职工作做好，亲民爱民。这些秀太多了，恰恰造成普遍性的虚伪。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评比，如今也陷入形式主义，而缺乏实质性的改进，到达都是为检查而检查，而评比而评比，这都是政府过度作为的结果。

真正的改变不要期望政府，政府只需在制度上有所作为，让社会中善的力量释放出来。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是政府行为太多。与其大规模地搞指标性的评比，还不如给社会更大的宽容。过去传统社会有士大夫领导，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是平等的社会。但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个公民应当有自身的责任感。这几年，各地的志愿者团体涌现出很多，令人欣喜。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运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可爱。但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受到限制，善意往往被挫伤。

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恶在增长，但也有善的力量在崛起，只是没有得到制度和社会的肯定。怎么样才能星火燎原，形成一群人做善事？怎么样让行善者得到鼓励，从内心滋生出成就感？在伦理重建的过程中，除了制度的完善，健全一个良善的公民社会也至关重要。

三，       个人德性如何重建

今天黑暗在弥漫，但光明也在出现。不仅志愿者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也出现了很多英雄个人，浙江的英雄司机吴斌、广东救助生病老人的“凌志哥”，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而是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那些幸免于难的老师们，不顾自己的子女母亲压在废墟之下，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全身心抢救自己的学生。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常有学生说：老师啊，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这个制度太不公平了。我想说的是，黑暗虽然弥漫，但你也要看到光明。我们每个人关键是要问自己是跟着黑暗走还是跟着光明走。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我们要尽可能地靠近燃灯者，或者把自己变成燃灯者。虽然照亮不了别人，但至少要照亮自己。实际上我不相信你只能照亮自己，因为你能照亮自己，就总是能够多多少少影响一些人。特别在座的各位——未来的老师，你这辈子大概有一万名学生，如果你影响十分之一——一千个，你非常了不起！影响一千个，也足以让你觉得一生很自豪，你就是一个燃灯者，像周辅成一样伟大。

我们不要与黑暗同流合污，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为由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我们要有抵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抗。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今天我更看重有所不为，有一些事不应该去做的，你能够不做，要比你去做某一些好事更重要。因为恶就是在随众、从众的情况下形成的。

前不久，我作为颁奖嘉宾参加了东方早报的2012文化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活动，第一个获奖者是葛剑雄，他在两会上拍案而起，痛斥英语考试作弊案，颁奖的是拒绝手抄《讲话》的王安忆，这是一个“有所不为”的作家为一个“有所为”的学者颁奖，特别具有象征意义，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人！

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能做多少算多少。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团团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变的可能了。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所以这是量化的过程。所谓“量化”，就是按照自己的可能，力所能及地去做。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量化的道德实践者，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捐1元和捐100元是等价的，只要尽了这份心就可以了。对黑暗的抵抗，在我看来，也需要这种“量化的抵抗”。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仍很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自己内心的蜡烛。我最欣赏北京学者崔卫平的这段名言：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让我们一起共勉。

（本文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信仰论坛的演讲，由田波澜整理，并经作者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