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纪霖  刘擎  雷启立  倪文尖、李明洁 成庆  王婷  张晖、唐小兵

原载《南风窗》2011年第9期，刊载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本刊2010年岁末特刊的年度特别奖颁发给了一种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方式：微博。本刊记者田磊在特刊中撰文《微博：新技术的美妙与危险》指出：“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盒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春节期间，最引世人瞩目的“关注流浪乞讨儿童”的新闻热点，就是由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流浪乞讨儿童的倡议，而引发的一场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行动。那么，微博在当下中国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已经扮演或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微博作为昙花一现的推特(twitter)之后的新传播形式，能够有效且持续地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吗？

微博、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的转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我谈一下新媒体中出现的最新事物——微博。中国的微博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引起我一些思考。我首先发现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十年前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时我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开始进行分化，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主要是借助传媒来发言，形成公共影响。过去的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似乎还有各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一身兼二任。传统的以报纸为载体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受制于报纸的发行量和相关读者的阅读趣味。

微博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新媒体已经将原有的媒体知识分子完全独立开了，出现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这类“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量化的，比如看他在网上有多少粉丝。这类意见领袖和我们过去所讲的专家学者之间完全分化了。我现在提出两者的一个分野，即学院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权威，但是现在的意见领袖，他们掌握的是权力。什么权力？话语的、舆论的主导权。这里面权威和权力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野。过去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掌握话语的权力，用葛兰西的话讲，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了一套关于知识和话语的解释霸权。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意见领袖没有知识，他们更多的诉诸于常识。他们非常强调常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学院知识分子们有了知识却忘记了常识，而他们认为中国当下的很多问题是仅需要常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说，微博上诉诸的都是常识，140个字以内你能诉诸理性吗？你能表达非常复杂的知识吗？不可能。当然某些意见领袖的言论不仅呈现的是常识，还有道德勇气，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已经和学院中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认为新媒体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方式，形成了一套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常识系统。这个现象是新出现的，有些报纸甚至要将时评版以“微博”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会不会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会不会使我们将问题的答案越来越简单化呢？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被那140个字摆布。一条微博要想大量被评论被转载就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必须出彩，如果是四平八稳的讲道理，那么你就out了，因为没有人有耐心去细读你的文字。由此可见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它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形成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很值得分析。这其中我有一个担心，我认为新媒体有一种魅力，它内在有一种自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会改变你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有可能会颠覆知识分子原有的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比如看我的微博和看我的文章你会觉得这是两个人，微博上的我会显得比较刻薄，也不太理性，经常用反讽的方式来发表意见。那和我的文章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我所警惕的是，一旦某些人陷入意见领袖之中，一个人的逻辑是否会被微博的话语方式所摆布？意见领袖们是需要自省的，但是现在缺乏自省。

微博和BBS不同，BBS之中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交往，虽然BBS中存在一些有影响的网友，但是讨论的话题不是以他们为中心的。而微博是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形成了一套互相交错的复杂的网络系统。传统以纸媒为依托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和公众的接触式单向的，得到的反馈是间接的；而在微博上意见领袖与公众间的来往是双向的，直接的，而这种双向的互动又是不平等的。以某些意见领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意见部落”，真的能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对话吗？显然是不能的。意见领袖一个个像教主，这些教主你可以捧也可以骂，但更多围绕在其周围的人是对他有兴趣的。“意见部落”的形成及其组织结构就显得非常有意思，这和我们以前说的“民主”相比，似乎是另一个发展方向。重新回到了韦伯所说的charisma，你首先要有魅力，这种魅力可以是道德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智慧的魅力或语言的魅力，总之你要吸引人，能够将很多fans吸引过来。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这就引出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既然微博的动员能力极强，会不会形成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呢？

以微博这种传播方式为中心形成的民意，我们叫作“围观就是力量”，传播成为一种力，在微博上体现的最为充分。这种力意味着什么？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种公民社会吗？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在思考。前两年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思考是比较悲观的，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亚群体，但是他们是一些相互孤立的“分子”，看不到一种有机的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通过微博提供的技术手段和强有力的传播方式，使得各种各样相互之间孤立的个人或群体形成了一个网络，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关注。

今年的上海十万人鲜花，就是通过微博组织起来的。那么微博是不是一种公民运动的方式呢？现在看来已经得到印证了。微博提供了这样一个技术空间，让没有一个中心的大众产生了力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微博所形成的公民运动，它最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影响之大，难以想象。今天中国的统治建立在两个合法性基础上，一个是民生，一个是民意。微博所代表的民意，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和民粹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微博上所形成的民意不是一种被代表的民意而是一种直接被呈现的民意，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网络的民粹主义呢？这个问题涉及到现实。由微博所发动的公民运动当中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导致暴力冲突的个案。微博所策动的公民运动由于没有一整套组织，内中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意见领袖在现实空间中很难控制群众以及公民运动发展的方向。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带着各种情绪和欲望，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组织，但是其内部的控制力又是极其脆弱的，和传统的公民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否说微博有一种强大的激发力，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形成一个事件或是一场运动，但是却无法做到收放自如。这股力量所产生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

总之，我一方面很赞同对微博“围观就是力量”的赞颂，它形成了一个民意的基础，对于惩治贪官、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我还怀有一种忧虑，微博能否最终形成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社会运动与关切共同体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许老师刚才讲好的公民运动就是收放自如的，我对这点不太认同。社会运动和党派运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反战运动中，各种小的共同体汇聚在一起，大家各自心怀鬼胎。这些社会运动未必都能解决社会问题，有些结果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这倒不是微博或新媒体的特殊性。

微博的特殊性在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关切共同体”。传统的社群主义者认为，社群不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构成人的部分，甚至决定了你如何选择。微博上的共同体是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是高度自主选择的结果。今天我是你的粉丝，明天成为别人的粉丝。选择的依据是人们的关切，当我们的关切一致时，就成为你的粉丝共享某种关怀形成一个共同体。这是新媒体的一个特征。

刚才我们谈到市民社会，什么是社会？我们会说网上的那些并不真实。以前我们认为的社会运动是一种面对面的社会活动，而网上的言论是很假的，但是你想想看，现实中的社会运动中很多场合我并没有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所借助的其实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性的表达，给你压力产生影响，微博也是一样的，所以物质层面上的社会和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越来越小。

成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独立书评人）：

我的问题是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我们谈政府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对抗她，但是同时我们又发觉你找不到替代品。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只是做好微博本身这个对抗和传播的角色，我们是否会站在一个超越微博的立场去说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蛮传统的说法，而且启蒙知识分子都会以这样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以我个人在微博上的参与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中的认知模式在微博上很失效，在微博上加好友，如果仅仅是加熟人你会发现你的微博是一点都没意思的，因为你日常可以见到他，该说的话基本上都说了，你需要探索一个更大的空间，所以你必须要加陌生人让陌生人加你，传统共同体的模式在这里就彻底打消，那么新的共同体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体现了一种流动的反抗性。我不在乎最后形成的秩序是什么，意见领袖也不想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让我参与就行了，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反抗模式发生了典型的区别。许老师认为最好有一种有序化的组织模式，我认为这种组织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的变化，大家已经普遍的失望了，认为不可能，而是偏向于那种越来越激进的方式，像阿桑奇这种模式就很受到认同，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抗会越来越无序化。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同意刚才许老师讲的对微博的一个警惕。所谓意见领袖背后有一个语境，就是所谓有些话不能讲，有一个大的“他者”在那儿。这就变成是说新媒体要处理一个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微博究竟是哪些人在玩，我觉得还是现在更年轻的人玩的更多，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一个身份感和他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各种基本问题时身份感，两者之间的关系式什么。是同向性的？还是互补性的？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妄断是，两者是互补性的，这里面构成一个悖论，既可能是一种表征，也可能是一种宣泄，也可能是逃避或消解。个人在现实中的某种身份和焦虑的问题可能还是更根本的，新媒体只是一种消解的途径。

启蒙、知识权威与新意见群体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借助微博等新技术呈现的意见群体，社科院社会蓝皮书中的表述方式，叫“新意见群体”。我觉得新意见群体的影响可能要甚于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我们传统的知识权威，我们现在的语言为什么会变化，那不是意见领袖所引导的，它是“农民起义”。这是知识的“农民起义”。它彻底颠覆了旧有的系统和权威，它是一种以民众的力量宣告的彻底的决裂。学院派成了鬼扯，我们不听不看不传。如果谈到增量，这个就是致命的增量，也是危险的增量。新意见群体这个概念我很欣赏，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

就比如一个“躲猫猫”，能够在网上09年传播3472万次，你还能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事实吗？这个东西是意见领袖传的吗？绝对不会。它是新意见群体传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增量就是这个增量。我们在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学究化，另外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工人化”。我还有一个讲法，比较刺激，那叫“知识农民工”。那些新意见群体所爆发出的生机勃勃的革命性，你就不能不正视了，这就是增量，是他们而非传统知识分子在创造着概念。从流行语的角度看，新意见群体他们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关注，在当下的语境中塑造了民众或公民的形象，比如“犀利哥”、“范跑跑”、“芙蓉姐姐”，新意见群体关注什么人凸显什么人，他就是在书写一个时代的民众形象，这个不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自下而上的自启蒙。这是一个新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权威在哪里？需要我们对这种启蒙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否则你就完全没有力量了，完全不需要你了，你们那套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用了。

成庆：关于这种知识的颠覆性当然这几年变化特别快，但是不宜夸大有这样一个不再相信知识权威的群体。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从学院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转型，他们直接进入了出版业，进入了媒体，成了知识的行销者。他们有学院的知识背景，有新的活动的方式，我觉得未来的方式是学院不断的被分化，产生新的知识人的形象，产生新的知识话语的传播方式。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学院不是一个充分流动的，各个学科的壁垒是严重存在的，它不像西方那样，这是问题的所在。

所谓知识的颠覆性，我觉得精英的那种知识生产的模式还一直存在，虽然可以说我不喜欢你了我把你扔掉，但是你始终有那么一批粉丝。在微博上三千粉丝的获得或失去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你并不是要靠着那三千粉丝去获得一张选票，它代表的是你似乎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种的影响力的落实最终还是要体现的，这就体现在，比如说这次上海献花事件，网上呼吁是没有用的，最后一定要到现场去。微博上粉丝的数量我们不必夸大它是因为现实已经发生变化了，你在实际的组织上，实际的行动上，你也配合着微博这种观念去实践了。

传播力、民粹主义与公民社会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状况下的传播方式，它形成不同的意见群体，而且形成不同的知识和立场群体。在传统的媒介时代，可以形成一个大的认同，在此之上进行争论和争辩。如今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说，它就真的是一个分众时代，不同的群体之间听都听不懂，没有关系的。不同的知识立场之间也不争论，你讨论你的我讨论我的。许老师刚开始讲到公民社会的问题，我就想到新媒体的出现它对于公民社会它是一个形成的、瓦解的还是其他什么力量，它构成了何种新的社会状况。安德森说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它型构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型构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的时候，那么今天这种新媒体的状况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民粹主义它要最后形成一股组织的话，一定是与权威有关的，而不是和西方式的法制相关的。前几年我们和UCLA开的那个会，我当时的结论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原子化的个人，这个结论我没有改变。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可能有另外一个取向被我们忽视，中国从历史上来看，也不断在被组织化，这种组织化，如果我们正规的体制够强的话，那还好。但是它总是有一些体制外的边缘的组织，比方说过去中国的帮会帮派，越是乱世越是发达，这股力量可以颠覆一个朝代。体制里面的组织没法发展，不许你发展，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了，原子化的个人他是无法颠覆这个权威的，无法形成乱局的。今天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组织，今天的新媒体提供了一种跨地域的组织方式，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无论虚拟的还是实体的，它没法来控制。我想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这些组织平时都是非政治的，但是这股力量有一天一旦放出来之后，民粹的力量不完全是乌合之众，它一定有“张麻子”。

刘擎：民粹这个词蛮复杂的。像《乌合之众》里面的研究，俄国民粹主义里面的研究，我们讲它的价值，简单的来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相信普通民众的力量要比精英的力量更高，人多力量大。它的危险是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但是我不太同意雷启立刚才说的献花事件中的绑架问题。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它是一个理性的非暴力的群体，一个温和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呢，与其说是这些行动构成的，不如说是威权政府回应民众抗议的方式构成的。为什么说96万就赔给这些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是要听证的，为什么不听证呢？是因为威权政府对于民众的反应只有一个，就是搞定主义、摆平主义，息事宁人。它没有一个民主的想法是说，不管民众怎么样，我们根据程序，根据法制，根据民主化的听证讨论，我们的威权政府缺乏一套民主性的回应，完全是一个公关的方式。是政府惯有的回应模式构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李明洁：关于献花事件，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解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刚刚去世的蔡定剑。他从宪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民众存在一些组织，我们不能说这些组织是不理性的，也很难说它是情感绑架，为什么说这个现象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在法律层面承认公众组织的合法化。没有将之程序化。他是从宪政角度讲的，公民的民主如何达成，如果你没有一个民主的秩序的渠道，公民是不能真正实现为公民的，他只能是一个立场一个姿态而已，通过程序才能实现公民的具体主张。不是缺的围观，而是缺围观的组织。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微博所形成的关切共同体如何评估其功能是蛮难的，这种网络上的个体它是匿名的、是漂浮的、是零散的，他既可能往一个公民的方面去成长，也可能往暴民的方面转化。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能高估微博对于公民社会成长的作用。接着谈到民粹化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微博由于字数的限制，它更注重的是数量的一个膨胀，这种数量上的积聚会形成某种民意，所以政府才会重视这个问题。但从这种微博凝聚的民意到政府官员重视之间，缺乏了更多必要的中间环节来处理博弈、妥协、谈判等事宜，这其实也阻遏了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政治现实感的获取和形成。学院化的知识并不能直面这些社会冲突事件，提供应对的方案，甚至漂移在问题的核心之外，所以微博更诉诸常识。这套话语可能在有些人看来缺乏学理或是怎么样，但是它确实有一种召唤力，确实能转化为一种行动。这种常识化和民粹化之间是个什么关系，需要更仔细的考察。

王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如果我们把微博的出现放在整个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看，从最初的互联网到BBS，再到博客，到现在的微博，每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都会有一个相似的讨论，大家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过不了多久，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再被人们经常提起，我们看到就像刚才刘擎老师说的，分众之后的结果，可能很多人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书写他们的声音，而正是因为多了这些渠道反而真正的行动或社会运动反而被削弱了，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可能。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正面的东西，像刚才许老师所说的，政府的一个合法性一方面建立在民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民意之上。我昨天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县处级官员最害怕网络监督，政府要面对强大的民意系统，这个东西主要是通过网络呈现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微博也好，博客也好，各种社区也好，它们的作用是让政府能够看到民意。我们看到民意和政府的交流在一点一点的打开，至于说这个底线在哪里，能够走多远，这个还是要看，因为过不了两年也许再过一年，又有其他的新的东西来取代微博，科技发展的逻辑在这里，它越来越快，传输越来越便利，字数越来越少，里面理性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也许这就是一个发展的逻辑。将来也许有新的东西取代微博，我们不知道。另外我想指出的，微博它也是一个工具，它可以为我所用也可以为政府所用，就像政府利用短信平台，像重庆传什么红色短信，政府可能很快会意识到。

张晖（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我们在社会学上会讲到社会生活的表演性，这里面的虚与实，究竟现实的你是真实的还是我网上的你是真实的，这两者是捉摸不定的。网络空间提供了不同的舞台，让你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不同的你，你的不同的身份认同或是意见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得到呈现，这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像刘擎老师刚才谈到的“关切共同体”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说，我只把我心灵的一部分贡献给这个共同体，不是说全部。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共同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个人的原子化里面是不是还可以加入个人的碎片化，其实很难再去构建一个完整的个人这样一面了。而我们之前关于启蒙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完整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在多大程度上这样一种碎裂的个人能够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包括实际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现在说的还不是特别够。

（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侯庆斌、于海兵根据许纪霖教授、雷启立教授等发起的一场关于微博、新媒体与公民社会的主题沙龙讨论整理而成，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