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许纪霖 > 汪精卫:任性的“牺牲”

汪精卫:任性的“牺牲”

许纪霖推荐语

汪精卫被视为现代中国历史当中的秦侩和石敬瑭。令人成谜的是,这样一个在晚清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诗句、舍身刺杀摄政王的同盟会英雄,如何到了晚年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对于汪精卫而言,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以往的汪氏研究,不是诉诸于历史道 德的批判,就是纯粹客观的史实铺陈,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近日我读到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让我眼睛一亮。作 者以女性细腻的眼光,将一个活脱脱的汪精卫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位在破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 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 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 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政治现实感,更无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力。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们,无论是对蒋介石,还 是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昧于起码的了解,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时代英雄与狗熊的,正是同一个性格的逻 辑。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 “任性”。汪精卫就是一个极端的反例。我特别向作者索要了本书的结论部分,郑重地推荐给读者---特别是那些有救世热忱的读书人。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声明:本推荐语属于高和分享原创,如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和来源。

图书信息

书名:《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

作者:李志毓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9

定价:HKD108.00

购书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延伸阅读

内容简介


《惊 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一书是一部关於汪精卫政治生涯的评传。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上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他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 央军委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长等,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於蒋介石。抗战期间,汪对日讲和,擅自脱离重庆,发表求和通电。1940年 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以通敌者的身份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汪精卫:军事化时代的文人

李志毓


汪 精卫是一个悲剧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部分的源于他自身的弱点。清朝末年,汪精卫以一个青年忧国知识分子,凭借 书报宣传与自我牺牲精神,一跃登上中国政治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跃在中国高层政治的时代,却是中国政治日益走向军事化的时代。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 从“北伐”战争到新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战争、再到抗日战争。民国时期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战争。可以说,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塑造了民国时期的政治。 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 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


汪 精卫一生以文人、书生自诩。他在政治活动中,也带有许多文人的特征。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于理想,对生活常抱有“美”与“诗”的感觉。他以“革命”登上 历史舞台,一生以革命党人自居。从他狱中诗作对于自我牺牲的热烈赞颂中,不难体会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实上,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 人生意义的发扬,是生命的抒情。知识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 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1]“革 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到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领略革命些!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之 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 西。……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2]汪精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革命者的激情,保持着对人生的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在他的诗中也反复出现“杜鹃”的意象: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之一)

秋色陌头寒,幽思无端。西风来易去时难。一夜杜鹃啼不住,血满关山。(浪淘沙·红叶)

果然火德耀南华,一变岚光作紫霞。四万万人心尽赤,定教开作自由花。(南岳道中杜鹃花盛开,为作一绝句)

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杜鹃花)


杜 鹃是悼亡的仪式。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呕心沥血的人生想象,将政治化为了生命的抒情。柳亚子曾说过,旧南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 恺。“汪先生是诗的,廖先生却是散文的”。此言专为回应曹聚仁《纪念南社》一文。因曹文中说: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和南社派的“文 治”。南社的缺点就只是“诗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 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例如汪精卫,他在同盟会里,在南社里,都是“第一等角色”,然而“政治的手腕却不行”,这便是“以诗看待 政治的过错”。[3]


其 次,汪精卫的政治行动方式,也带有典型的文人特征。他长于激励感发,短于韬晦谋略。政治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从未获得可以真正依靠的军事基础。汪早年在日 本就以立宪派论敌和革命派宣传家扬名,无论以《民报》主笔与《新民丛报》论战,还是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兴日报》,汪都能以滔滔雄辩,为革命派大张 旗鼓。1907年,汪随孙中山到星洲(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并为革命宣传、筹款。为避人耳目,同盟会支部均以演说社、书 报社名目活动,汪是演讲的“台柱”。当他还未到场时,全场已座无虚席。当他踏上讲台时,“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还有 人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4]胡汉民回忆汪精卫在新加坡的演讲时也说:“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5]1928年《国闻周报》上曾有署名“客观”的作者说:“有深知汪之为人者云,汪氏特长在煽动,一小时之讲演,引得群众感情激昂,几若有舍身从彼之慨。……然考其实际,则办事初无十分调理,即使今日之所是,明日又从而非之,他日又变。”[6]


再 次,中国的文人往往鄙视政治,而又对政治怀有不可遏制的热情,这一点,在汪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汪既以政治为救国手段,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又将政治视为权 力斗争,不时标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参加了汪伪政府的雷鸣,在为汪精卫所做传记中,反复强调了汪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于政治的厌倦,说汪精 卫若生活在一个清明盛世,发挥其全部才华于文学生涯,或将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可是中国需要先生的政治领导,更甚于其私人生活的文学经营。”[7]这 种解释很符合汪的自我想象。尽管投身政治,汪精卫却很少积极的肯定政治本身的价值,而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 的。他一生依赖“革命”话语,以“革命党”而非“政治家”自居,将投身政治解释为一种为了救国救民而让渡自我、甚至牺牲自我的行为。他在民国初年离开政治 十年,二十年代重返政坛之后,曾对吴稚晖说:“自去年以来,如蛆虫之浮沉于粪窖中,忽忽不知旦暮”。[8]可 见彼时汪对政治的厌恶之情。他的诗中有“终留玉洁冰清在,自与嫣红姹紫殊”,“如此独醒还独醉,几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流露出遗世独立、清高自赏的情 绪。1926年3月,他在“三·二○”事件中受到打击,“病中”读陶渊明诗,“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发出“人生何处不笼樊”的感慨。[9]1934年5月,曾加入改组派的杨玉清去巴黎留学前,请汪精卫写格言,汪立刻提笔写下《易传》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10]


汪 精卫一生动辄称病辞职,公开标榜“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态度,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1929年6月,汪精卫在法期间,曾在致王懋功的一封密函中 说:“十八年来,国柄皆为武人所挟持,所谓文人,在实际上,不过为武人之帮闲,……弟亦文人,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持‘合则留不合则 去’之精神,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麋。例如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蒋公并未驱弟,弟去之后,其挽留恳切之 函,至今尚盈于箧笥,然弟则舍去不顾。又如十六年九月中,桂方李、白诸公,未尝不拥弟,然弟发觉其潜与谭、程等台谋倒唐,擅专军事,则弟又舍去不顾。此弟 之比较其他文人恋栈阿附、甘为傀儡者,略为干净些也。”[11]这种“文人”认同和对政治的矛盾心情,使汪在政治斗争中将行将却,动辄去国离职,有害于扎实的经营培植自身的实力,从而影响了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能力。


最 后,汪精卫的性格,也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为人多情,春花秋月、 孤松衰草、风雨山河,凡触目之景,无不感怀而伤情,但多情常会使人忘我而冲动,为情绪所控制,丧失清醒、冷静的判断力。汪在曾仲鸣死后,悲愤至极,公开发 表《举一个例》,引述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记录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蒋能求和而他不能。[12]这 种为宣泄个人愤怒而公然泄露国家机密、破坏抗战利益的行为,就是感伤之情不能收摄而使个人悲愤情绪控制了政治决策的表现。担当大事者,需要有强韧的功夫, 能百折不挠。汪则恰恰相反。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从容努力的决心。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侥幸心理,见到机会就跃跃 欲试,因而政治主张以“多变”著称。这种脆弱性格和侥幸的心理,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最容易使人丧失立场而迷失方向。


参 加过1930年扩大会议的张知本说:“汪精卫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开会,汪担任主席,南京飞机投弹,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实他只需宣布 ‘现在停止开会’就好了,但他慌张的什么都顾不得,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又说:“戴季陶氏曾经批评胡汉民欠一个‘厚’字,汪精卫欠一个‘重’字,也就是 说胡太刻薄,汪太轻浮,我觉得这批评非常深刻。”胡汉民是汪精卫早年挚友,后因政见不合结怨。当胡被蒋拘禁后,汪竟在香港《南华日报》撰写《哼,也有今 天》一文,加以讽刺,张知本说:“我觉得此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未免胸襟过窄,有失政治家之气度。”[13]《国闻周报》一署名“客观”的记者,曾评论汪精卫,说他“胸无城府,以书生骤跻高位,又好谈兵,轻燥实所不免。”又说:“时人誉蒋为英雄,汪乃欲以一书生羁勒武人,以口舌笔墨取蒋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败也”。[14]


左舜生晚年曾评价汪精卫说:“大抵汪之为人,富感情而易冲动,经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欢弄一点小聪明,多少带一点党人的积习,但本质则仍不失为一读书人。”[15]汪 精卫是一个生长在国家危亡、文化断裂时代的读书人。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政治,这种体验,其实是中国很多忧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 传书后》一文中,曾论述梁启超为何与中国五十年腐恶政治不能绝缘,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 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又说:“此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16]汪精卫尝言,其“革命之决心”所由起,起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目睹芸芸众生辛苦憔悴,为人践踏,无异于牛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忧之中不能自拔。忧愤郁结,“以成革命之决心。”[17]一个生逢乱世而又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将个人生命中的抑郁感伤与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联系起来,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充实与发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他投身政治的救国动机,我们是可以不怀疑的。


然 而,人是复杂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汪精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缺点。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一文中,曾慨叹“革命”本身对于“革命者”人格的戕害。因 为“革命”是要以绝少数人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力量相抗衡,为了胜利而不做无谓的牺牲,“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其中“根性薄 弱”者,必随流而沉没。因此一个本来“极朴实光明”的青年投身革命之后,不出几年就可变成一个“刻薄寡恩、机械百出”的人。其起初一念的爱国心,绝对是纯 洁的,以后就不过是假借“爱国”之名“足以炫人”罢了。[18]投身革命如此,投身政治亦然。汪精卫无疑是梁启超所说的“根性薄弱”之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多情、冲动、好名、侥幸、偏执等等缺点。这些缺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不断被激发,为他最终的倾覆埋下了伏笔。


汪 精卫有救国的愿望,也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与“阶级”立场。在他对中共的恐惧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和对蕴藏在整个中国底层社会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 恐惧。而这伟大的力量,才是中国能走过战争,走向和平,走向汪也为之向往的独立自由国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与此庞大的历史力量背 道而驰。奔走一生,既找不到与军队结合的方式,又找不到与民众结合的方式,复将最后之希望,寄托于几个日本军阀政客的“觉悟”之上,而最终落下了其悲剧人 生的帷幕。



[1]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

[2]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第二部分,《革命与罗曼蒂克——布洛克》,《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

[3]曹聚仁:《纪念南社》,柳亚子:《关于<<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均见《南社诗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陈英士,即陈其美(1878-1916),浙江湖州人,革命元老,青帮人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其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受蒋重用。所谓“陈英士派”,指蒋介石。

[4]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42,45页。

[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69年版,第33页。

[6]客观:《从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国民党三年来变化略述》,《国闻周报》第5卷第10期,1928年3月18日,第1页。

[7]雷鸣:《汪精卫先生传》,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162页。

[8]《汪兆铭致吴稚晖函》(1924年5月14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近代人物书札,稚07702号,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数字数据。

[9]汪精卫:《病中读陶诗》,《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卷下》,汪主席遗训编纂委员会1945年版,第55页。

[10]杨玉清:《大革命时代在武汉的汪精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第60页。

[11]马长林选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1929年6月15日):《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2]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9-81页。

[13]张知本:《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丛书61,1996年,第66-67页。

[14]客观:《从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国民党三年来变化略述》,《国闻周报》第5卷第10期,第1页。

[15]左舜生:《汪精卫与梁启超》,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098页。

[16]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7]汪精卫:《革命之决心》,《汪精卫集》第一卷,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92-93页。

[18]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0,135,138页



本文为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余论部分,经作者授权在高和分享刊发)




关于高和分享:梳理思想,传播价值。高和分享邀请众多有社会影响力人士,分享他们所读、所思。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搭建一个安静阅读思考的平台。



0

推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