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紫禁城乾清宫中，一张大案上摊着一份条约文稿。

　　24岁的光绪皇帝一遍遍地绕着大案急走，时而停下来，望一眼那份李鸿章由日本马关带回来的条约。一声沉重的叹息后，他坐了下来，举起毛笔，饱蘸朱墨，颤抖着在文件上签下了一个大大的“允”字。之所以如此难于落笔，是因为这份条约的内容实在是太苛刻了。

　　这份后来被称为《马关条约》的文件规定，因为甲午战败，中国要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打击最为沉重的一份条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始，到1881年的《伊犁 条约》，中国在近代以来历次失败中所付出的赔款总额也不到5000万两，而这一次的赔款数额，居然是历次赔款总额的四倍。以前中国虽也丢失过一些土地，不 过大多位于边陲，土地荒凉，人烟稀少，对人心震动有限。这次，丢掉的却是已经开辟了几百年的人烟稠密的台湾，以及属于大清王朝龙兴之地的辽东半岛，对全体 中国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的。

　　期望一展身手的契机

　　回想这场战争的发生及结局，与光绪皇帝的性格才识密切相关。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光绪宣布亲政。整整九个小时的亲政大典中，皇帝一直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28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一个男主人。慈禧太后对光绪也不无期待。光 绪是个好学的皇帝，对书籍的兴趣发自内心。资料记载，在宫中庆典演戏之时，他常挟一卷书，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阅读。他以恪守孝道闻名，对太后和师傅的话奉之 唯谨。就像现在唯成绩论的家长们一样，太后内心虽对光绪的个性从未喜欢过，但仍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 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她相信，他从书本中学到的那么多知识和真理，会有助于他将来取得成功。

　　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光绪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坐到驭手的位置后，光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帝国政 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光绪期望一个契机，有机会一展身手。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让大清帝国的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清日因为朝鲜，可能发生战争。

　　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不断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完了，居然又轮到 了东洋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光绪不太了解，然而对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 东海，犹一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但能有多大作为？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日本，自然会树 立起巨大的威信，也会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取胜，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当然会让郁闷 已久的中国大大扬眉吐气。“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转机也。”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由此由弱转强，由败转胜，走向振兴之路。

　　对于光绪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

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宫教育的失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其实早在20年前，李鸿章就已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1874年，就是光绪入宫前一年 底，李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想 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20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建议光绪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延后。然而，对李鸿章这一建议，光绪认为简直荒唐可笑。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时间，整军备战。在光绪的严厉催逼下，大清终于上了日本的圈套，走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不归路。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全面而清晰地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光绪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从10岁起，太后就让他学习阅读奏折，但亲政5年后，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地无知。问题就出在他接受的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 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 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 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

　　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紫禁城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虽然在光绪出生前四年已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时中国已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他的师傅是状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光绪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在挟炮舰而来的西方文明浪潮已经把古老的中国文明冲击得摇摇欲坠之际，他的头脑仍停留在中世纪。《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 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 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在光绪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 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

　　对军事一窍不通，却急于指挥

　　24岁的光绪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失败，退守平壤。此时光 绪尚不以此小挫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迎头痛击”。及至9月平壤之战，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 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全朝鲜。

　　光绪大为震怒，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为罪名，拟拔去李的三眼花翎，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著名勇将宋庆，他的军队也是中国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的表现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强大火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直到这时，光绪才不再埋怨清军不“敢于胜利”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光绪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命令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光绪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必然演变成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 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将日本人拖垮。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战略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久战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议，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历史贡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纷纷表示同意。

　　然而光绪却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前进得越远，光绪就越惊惶失措。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上演一次仓皇辞庙的惨剧。 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已经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于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 望。光绪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指责他们“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 圣旨相威胁。在光绪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光绪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同样如此。光绪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光绪对海军提督丁汝昌极为不满，要撤他的职，经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光绪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 光绪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 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恢复名誉。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

　　从主战迅速滑向主和

　　翻阅光绪老师翁同龢的日记，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其实有着完 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半年间，《翁同龢日记》就记载了十三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什么原 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小孩 子性情不定情有可原，但如此频繁地大发脾气，甚至有自残举动，绝非寻常。这一方面反映了小皇帝在宫中生活所受压抑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人脾气之暴烈 非同一般。连翁同龢都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