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唐小兵、王晓渔、宋宏、裴自余

舆论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战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而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浮出水面。“星期论文”代表的这样一种理性言说，最后要达成它的政治诉求是比较困难的，最多只能在一些比较精英的阶层有一种召唤力量。当它要往下层、往一般的民众扩展，来进行政治实践和政治运作的话，它也许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或者说无力感。民众可能根本无法被精英话语召唤，更谈不上理解这一套启蒙话语。

显然，近代中国的启蒙文化这样一种公共舆论，从晚清开始一直到1940年代，呈现出复杂的光谱，一个让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当时的知识人和政治人心目中，启蒙跟宣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知识人、报人和党人的心目中，很可能宣传跟启蒙的差异没有像我们这些后来人所想象的那么明显。就是说，宣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一种启蒙，甚至是一种更有效的启蒙形式。新闻传播学经常讲“引导舆论”或“舆论导向”问题，就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舆论与宣传的分野。极端地来说吧，一种被操纵的舆论，可能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让每个人个体的言说汇聚成一种共识，然后对这个社会起一个引导作用。舆论背后有一种政治力量的运作，但是，如果它成功地达成了某些正面的政治目标，我们是不是就不能简单地说因为它是被操控的、没有自主性的言论，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被操控的宣传、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应该被抛弃？比如清末的反满意识的建构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自然对中央王权是离心力加速了其分崩离析，但是辛亥革命一成功，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就出来了。

公共舆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也是我在这本书里讨论得相对不充分的议题。关于认同，《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讨论重心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比如说胡适、丁文江等人的“重建社会重心”，左翼知识分子对文人阶层的批评，但是国家认同跟舆论之间的关系，讨论得比较薄弱。民族国家的认同到底主要是诉诸理性的启蒙，还是诉诸情感上的动员和大众民意，自由主义式的公共舆论有无可能与民族主义实现内在结合，最后走向一种超越了狭隘层面的自由民族主义，也许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代表性危机”，是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冲突的表现。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既代表理性，又代表民意，有着一种很强烈的“代表意识”，传统中国士人的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知识人的“代表权”，也就是少部分人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发表他们的观点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权利”遭遇了危机，尤其是现在互联网发展以后，就出现了一种更强劲的“代表性危机”或者说“代表权的挑战”。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认为民国的政治逻辑就是武力的逻辑，报刊舆论也好、政治谈判和协商也好，归根结底，背后是一种武力的逻辑。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些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倒逼我们重新来理解民国时期的左翼与右翼的知识人创造的公共舆论在民国政治当中扮演的角色。

最近在读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这本书让我反思对公共舆论的研究的路径依赖问题，也就说其实舆论未必就完全是通过同仁刊物、大众报刊、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论等体现，它也可以通过口号、通电、标语、广告等多种形式来呈现，有表达的地方就可能形成舆论。不同的媒介形式也在表达不同的政治派别的立场与情绪，这样一种面相如果能纳入进来的话，对于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研究，史料的选取对象就会更广阔，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会更加深入一点。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看法，公共舆论和政治正当性有关。政治正当性在现代社会取决于公共舆论。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正当性也取决于某种形式的公共舆论。因为古代中国有双重权威，天子有直接禀赋于天命的政治权威，但是张灏教授再三强调，还有另外一种权威，这就是士大夫所代表的“道统”权威。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双重权威。即使皇帝和统治者具有直接来自“天”的权威，但它的具体政策，依然要受到另外一重权威的制约，就是以儒家道统为核心观念的制约。儒家这个道统有一套义理，但是直接与和政治发生关系的，就是在士大夫当中形成的“清议”传统。

“清议”最早为“乡议”，然后扩大为“清议”。它构成了很大的制约，既有体制外也有体制内的制约。体制内是一套谏官制度，虽然这个制约很软弱，并不是制度性的制约，只是人对人的制约。另外就是体制外部的士大夫清议。特别到了明代以后这个清议传统很强，到了黄宗羲那里，他试图把它建制化，恢复三代学校的传统。所以，公共舆论不完全是从西方来的，它有中国自身的古代传统。

晚清以后所形成的公共舆论，主要是通过我称之为中国公共领域的“三位一体”形成的：学校、社团和报刊。在民国时期，虽然武力决定一切，舆论这个东西似乎看起来没什么力量。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在任何时代里面，哪怕最黑暗的时候，最崇尚暴力的军阀都知道，武力是没有合法性的。武力不构成合法性，你有力量，但是你征服不了人心。所以，哪怕是再暴力的军阀，他也要办自己的报纸，也要制造自己的舆论，要抢夺合法性的话语权。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权争夺一直存在，一点也不亚于武力的争夺。

研究公共舆论，不仅要注意它的内容，还要注意它的形式。不要以为媒介只是舆论的表达工具，有时候形式反过来可以决定内容。启蒙时代是精英对民众的启蒙，但今天出现了民众直接参与的“围观”时代，这就是微博出现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微博技术使得公众的直接参与舆论成为了可能，而且从原来的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小兵的著作，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对公共舆论所借助的媒介形式变化研究不够。比如，公共性的报纸与同仁刊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它们的传播方式对公共舆论的生产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因为受制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其舆论的生产性、流动性是有限的。到了近代以后，有了现代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后，它的传播力就比较大了。这十年来的网络时代，从过去的BBS，博客，然后到现在的微博，作为公共舆论生产的主要空间，其变化对公共舆论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

我很赞成这样一种看法，今天微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公共舆论的游戏规则，乃至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公共传媒只是舆论的传播和消费空间。但现在看来，微博也具有生产性。生产了一种特殊的微博话语、微博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以往自足性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似乎今天倒过来被新的传播方式与消费方式建构了。过去我们总是以知识精英为中心，将《新青年》视为启蒙的生产性原创力量，而比它次一级的如出版教科书和通俗刊物的商务印书馆只是在做启蒙的传播工作，但在今天，似乎这一切都被颠覆了，这种颠覆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其又有什么内在的限度，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关于公共舆论与宣传的关系，我们不要将这二者绝对地二元化。所有的公共舆论都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我们过去在描述公共领域的时候，故意把它漂白了，似乎公共舆论就是好的、必定有反专制的自由派倾向。事实上，在晚清保守派基本上还没注意到公共舆论，报纸基本被新派人士从维新派到革命派控制。民国以后，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势力都注意到了公共舆论，开始争夺这个场域。公共领域所呈现的声音，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充满着冲突和紧张。在公共舆论内部，充斥着各种以主义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意识形态多少都具有宣传和动员的意味。但我们这里讨论的宣传，可能是指狭义意义上的宣传，指的是某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政治权力刻意地压制某种声音而放大另一种声音。而如果从广义来看，一旦学理变成了主义，就会进入话语霸权的争夺战，就难免带有为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的宣传功能。任何具有生产性的话语霸权，必定具有某种曲解性，必定会自我简化，如此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它与纯粹的学理是不一样的，甚至与进入公共舆论之前的“主义”也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对公共舆论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既要看到它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也要警惕它对学理的大简化，乃至对事实的某种程度扭曲。

我个人作为公共舆论的参与者，总是再三告诫自己，不要被公共舆论所摆布。要与它保持某种智慧的距离，陷得太深，你的思维、判断就被公共舆论所摆布了，复杂的头脑会变得简单，甚至天真。公共舆论是各种力的支配空间，不仅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同时也受到作为市场法则的金钱的支配。在公共舆论里面，理性的声音通常比较微弱，而被放大的往往是两边极端的声音，因为越是极端，越具有市场轰动效应。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研究权威史华慈的思维方式是辨证的、复杂的，他最喜欢说：“一方面……另一方面……”，但这样的思维和话语放到公共领域，就没人爱听，因为许多人要的就是一个简明扼要、非黑即白的结论，要求你“一言而蔽之”，而“一言而蔽之”的东西，就是需要警惕的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属于什么“主义”的。

裴自余（同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许老师刚才讲到了公共舆论内在的复杂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而我读《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作者很明显地把公共舆论和理性直接等同，并跟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能对公共舆论内在的复杂性关照不够。从英文的对应词来看，公共舆论本来就是一种所谓的“public opinion”。按照西方哲学传统上的区分，opinion跟truth（真理）之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public opinion本来只是一种公共意见，它并不必然代表某种道德上的善或者认识上的正确，它不过是不同意见混成的一种领域。如果这样理解公共舆论的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我们一向特别强调的公共舆论与政治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如果公共舆论就是这样一种争夺话语霸权场域的话，它怎么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政治正当性的论述？一方面，政治正当性要诉求于公共舆论的某种共识，但另一方面，公共舆论似乎又很难达成某种可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即便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又不能保证这种共识一定是善的或正当的。这是不是表明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本来就没有坚实的根基?

宋宏（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政治正当性，我觉得是到了近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儒家义理，那是一个统一的义理，但是到了晚清以后“道术为天下裂”，然后就分化了,也就是渐渐出现了一个“主义”纷争的时代，所以，就像《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一书里面梳理的一条线索那样，从清议到舆论再到宣传，其实从宣传然后再简化到口号。这样就是说，越来越把一些义理的层面给意识形态化、简化掉了，而其背后则是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对话语权的竞逐。所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正当性宣传其实是一种自我论证的立场，它缺乏一种比较客观和独立的，可以称之为“公共理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政治正当性变化的一个方面。小兵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全部通读了一遍，我觉得线索非常清楚，但是就像许老师所讲的，是不是把民国的公共舆论给简化了？其实民国的舆论非常复杂，那个时候的报刊大多是体制外的，除了像《大公报》和《申报》这样很有公信力的民间报纸外，还有众多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报刊，而且左翼的舆论空间其实也不限于《申报·自由谈》，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民国舆论风景是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尽管到1930年代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不如民国初期的情形了。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有个副标题叫“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他认为舆论就是反映民意的。像林语堂的书是比较狭义的把公共舆论看成是对抗专制，它是从古代的清议开始讲起的，从东汉的太学生一直讲到民国的舆论，今天看来比较简单化，对现代舆论自身的问题（比如与民意之间的关系）缺乏较为深入的反思。

公私观念与“代表性危机”

裴自余：我觉得小兵刚才提到的“代表性危机”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传统的士人也好，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好，常常是以某种民意的代表，或作为真理的代言人这样一种身份出现。这种身份认同在后启蒙时代，就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了。从西方公共舆论的发展历史来讲，它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18世纪这个“批评的世纪”之后逐渐成形的。公共舆论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它预设了每个参与公共讨论的人的一种理性。这样,一个人能否代表他人,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了。生产公共舆论的现代知识人，是否还应该有代言人的意识？在这个客观的传统天理观消解掉之后，现代的知识人，其实并没有自我授权的代表性以及理所当然的代表权。换言之，你需要更多理性的表达来论证、来说服别人，而不是自以为你就可以代表别人。

唐小兵：问题在于很多人没办法进入言论的表达空间，那这些人怎么办呢？比如有些人不认得字、没办法写作，也不能（或者压根就不愿）参与政治集会的空间，这部分人的声音怎么出来？刚才许老师谈到的一些议题和思路对我特别有启发。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公共舆论，我们不能够预设一条主线和政治立场，导致立场先行式的“倒放电影”，比如自由派的反专制立场，有些朋友读过之后对我批评，说我不能太过于强烈地因为有自身的一个价值立场，然后就强调说公共舆论就是理性而公开的，与学术共同体的成熟有密切关系等等。其实，20世纪上半期的公共舆论与今天的微博舆论所展现的，同样是话语竞争的场域。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难题，如果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政治社会里面，它确实可以展开不同政治群体、政治派别的话语竞争，不同的知识资源、政治背景和生活阅历都可以展现出来。但是，作为具有浓厚政治属性的公共舆论，最后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问题，争夺话语权背后它必须得有一个决断，你要么达成共识也好、要么某种观念或者主义胜出也好。最后，政治的力量、政治体制要从这里面吸纳一些东西来成为它的合法性论述。那么，这种决断的力量从哪里来？是不是这种公共空间里的话语竞争可以无休止地循环下去？就是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不断循环的。卡尔·施密特批评德国魏玛宪法以后的议会斗争对符号竞争背后的利益争夺分析得很透彻，他认为在议会辩论中，“作为真正的辩论之特征的真正意义上的论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党派谈判中自觉算计利益和掌权机会；在对待群众方面，出现了海报宣传中的暗示或——如李普曼在其敏锐但过于重视心理因素的著作《公共舆论》中所说的‘符号’”。回到参与公共舆论建构的知识群体来看，其实从晚清到民国任何一个知识群体，它背后大都是有政治诉求的。这种诉求牵涉到政治力量、政治运作、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是要有政治的动员能力和政治的决断力的。

许纪霖：民国时期关于公共舆论的争论还有这样一个主题：公共舆论究竟是代表公还是代表私？古代中国有悠久的公的观念，公在伦理上好的，而私是不正当的。这使得到了民国以后，从梁启超到黄远庸，他们用公还是私来衡量公共舆论。批评民国舆论被党派化、私利化。在他们看来，党派就是私，公共舆论应该超越于党派，超越于具体的政治立场，而直接代表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大公报》创刊之初，提出要实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其就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公”的传统。这个“代表性”意味着并不代表某个阶级或党派的具体利益，而是代表想象中的公共利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天下为公”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西方也有，但是没中国这么强烈。但问题在于在中国，公和“私”是被切割的。这与西方不同，哈贝马斯讨论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如何转换为公众的问题，公是从私转换而来。但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公与私被绝对地对立起来。

唐小兵：我前段时间阅读梁启超、黄远庸、张东荪等人参与的一些政论报刊，比如像清末民初的《庸言》、《正谊》、《大中华》，其实这些报纸，包括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言论实践，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张朋园的研究（《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展现出来的公论与“私欲”（中性意义的）的夹杂，当它跟袁世凯说想办报，袁世凯就说给你两百万，但是他们在《庸言》上写文章，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代表公论。像梁启超这个知识群体，办报主要是依靠北洋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在公共言说方面，还是觉得自身代表着公的一个东西，一个公正的立场或公共的利益。而且，我很难感觉到他们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钱是某个政治派别资助的，但是我写的政论是公共利益的诉求，似乎经济资助不会左右言论的公正。

许纪霖：“代表性”问题确实值得深究。当代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经常自我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而有些自由派人士，则认为自己代表了中产阶级，都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是在民国的时候，自由派的报纸很少认为自己代表中产阶级，基本都自我宣称代表整体的民族利益。这是虚幻呢还是真实？在一个高度分化的民主社会里面，各种利益群体有着明确的界限，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各自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很不一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西方不会因为你代表的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利益，在道德上就富有原罪，这是私的合理分化，政治就是解决不同的私的利益的相互妥协，从而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但在中国，私的合理性，在公主导的价值观念里面一直很弱，因此私人利益始终无法合法化和正当化。在中国，所出现的恰恰是某种畸形的现象，一方面，私在道德上负有原罪，没有敢高扬私的利益正当性，另一方面，私在下面又大行其道，往往打着公的旗号，反过来再指责对方的私，自己永远代表公，而对手一定代表私，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公共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抢占道德高地。

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我个人觉得，公共舆论的党派化还不够，就是应该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而不是每个人都宣称自己超越于党派立场，包括我们反思中国的士的传统，每一派都指责对方为党派，然后都说自己是超越党派的。刚刚提到公共舆论为什么没有多元化的问题，如果要多元化，每个观点就应该要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允许公共舆论的党派化。

裴自余：其实，不光是利益没有明显的多元化，观点也没有多元化。我想这跟我们一向很乐观的认识论很有关系。比如说，传统士大夫就认为我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然后就能够知性、知天。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我就可以认识、掌握真理。而现代社会的一些政党也动辄宣称掌握了历史规律。既然我真理在握，就没必要跟你讨论啊，你说的意见我根本不需要听取。现在微博上也一样，各种意见并存，但并没有我们说的公共，public opinion的公共性体现在哪？其实都是自己说自己的话。你说的那些观点，那些左派人士根本不管你说什么，他坚信自己就是正确的。就是这样，这就跟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有关。很多人就是觉得他们的认识和看法是远远超越其他人的，总是真理。其实，这是缺乏论证的，也表明他们缺乏讨论与沟通的诚意。实际上，要真正实现舆论和价值观念的共识，是相当困难的，也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认识论上，不能太乐观，而是要看到每个人都有出错的可能性，这是沟通、讨论和寻求共识的认识论前提。

唐小兵：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推断出来每个人在公共的场合、公共的空间，把自己的想法、意见、底牌亮出来之后，到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我们就达成一个我可以说我的话，你可以说你的话，也不要用你的话来压制我的话就可以了的“表达平等”。也许有些东西能够生长出共识或最低限度的一些元素，那就让它慢慢生长。就是说我不用总想着对你进行启蒙或者灌输。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作为公共舆论的底线。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联，也是让我一直特别困惑的。我们往往发现一个问题讨论得越精致、理性、充分，其实它在现实的行动方面，就可能越缺乏一种直接的动员能力和政治能力。而为了政治目标的达成，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最后就会自我简化。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读李大钊，李大钊在民初写的《民彝与政治》、《辟伪调和》、《政论家与政治家》这些政论，展现了多么复杂而精微的思路的展开。到了1917、1918年之后，李大钊的一些政论文章就像白开水一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很显然是主义主导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简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历史事实，自我简化之后，在1920年代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后来居上，在整个民国时候的宣传战，中共的宣传工作明显超越于国民党之上，它一方面自我简化，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以“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来进行政治改造的思路在近代中国只能是空中楼阁，去政治化的洁身自好的知识群体最终难逃被彻底政治化的厄运。显然，近代中国的言论以及读者的政治意识有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张跟这种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晚清时期梁启超是言论界的巨子，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梁启超政治参与挫败后，又回归公共领域，可是他主办的《庸言》、《大中华》这些报纸，后来就基本没什么读者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自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胡适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被大部分青年人所摈弃，读者觉得他不够革命，太保守甚至反动（反革命）了。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恽代英等人的阅读史，充分反映了公共舆论的淘汰机制，其实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宋宏：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探讨。在现代中国史上，自由派知识分子通常具有某种“反政治”的性格，这当然会制约他们通过办报而生产的公共舆论对政治的影响力。后来胡适做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试图突破这种局限，比如雷震开始着手组党，直接展开自由派的政治实践，虽然很快就被国民党扼杀，但这种实践的思想基础恰恰是由《自由中国》这份杂志十年来的舆论努力所奠定的。

王晓渔：公共舆论还是要跟公众舆论区别开来。公共舆论相对比较精英一点，有一定的筛选机制，而公众舆论更多的是一种极为开放的大众舆论，不设门槛。不管对于公共舆论还是公众舆论，都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平台。比如刚刚我们说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天命所归”要看民意，包括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可是在极端政治情境之中，有时候是天下无道，庶人也不议，因为他没有“议”的空间。

“微博改变了中国公共舆论的生态”

许纪霖：微博改变了中国公共舆论的生态，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媒体。微博也改变了民主的方式。直接民主，过去只能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才能实现，在现代社会，政治往往采取代表和被代表的间接民主方式。即使是公共舆论，过去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专营。但今天的微博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一个新的直接民主的形式。

王晓渔：不可能结果平等。但是，我觉得微博还是比其他媒介要机会平等得多。一个人比如他生活中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的微博会被转发、被关注，这在此前是不可能的。舆论的单一化，到最后跟政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有着必然关系。如果没法自由结社，即使是代表工人利益、代表农民利益，这个阶层里面的精英的声音还是传达不出来，公众舆论无法转换成公共舆论。所以，我觉得，缺乏政治权利的公众舆论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也就是每个人在说自己的话而缺乏有效的对话，众声喧哗却互相重复。直接民主未必比代议民主更民主，舆论也不一定都要直接民主，关键在于形成代议的机制。当然，不是“被代表”。

宋宏：民意本身需要被整合。像西方议会的选举，它选总统其实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包括舆论和社团也可以说是体现某种民意，它不可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在1920年代出现了列宁主义政党以后，它认为有一个抽象代表，就是我可以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这样说的话，所有分化的、具体利益的代表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刚才许老师讲的“私”。这个变化太大了，所以，我觉得，19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代表整体性的利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把公共舆论给颠覆掉。因为公共舆论的前提首先是有多元的言论表达，否则，所谓的“公共”就十分可疑。

许纪霖：微博所创造舆论形式目前还处于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公共舆论的最重要品质之一乃是有公信力，以及与公信力相对应的担当与责任。但是现在微博的话语权与责任感是不相称的。微博有点像广场政治，实名的大V如同站在主席台上，他的粉丝就是广场上声势浩大的群众、台下那些围观的人群，是一张张匿名的脸，他所发出的声音，与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太相称的。而且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既是盲目的，又很容易被操控。

唐小兵：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提出来讨论的。许老师、杨国强老师在一些关于言论、舆论的著述里都提出一个具有当下性的问题：如何看待近代中国报纸杂志造就的公共言论空间出现之后，知识人自身对待言论的态度，它跟传统中国的信息传播方式，比如说通过书信、著述、会讲、私人造访，是不是会有本质性的区别，媒介形式本身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公共舆论创造者的心态与论述方式？比如廖梅的书《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记述了一些这样的细节：梁启超或者汪康年写篇文章，有很多人就很仰慕，寄地方土特产或一帧小照片求相识，在这种被崇拜的明星文化之中，报人就可能容易产生一种言论领袖唯我独尊的心态。这种自信得狂傲的心态，跟公共舆论的再生产，他们之间具有怎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会导致不负责的言论，如果不够警惕，是不是很容易产生一种自我迷恋、自我陶醉，然后自我迷失的心态？

宋宏：民国时候的一些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强调言责的，比如，胡适就主张写时政文章也要署真名，以表示对一已言论的负责。但那个时期，写文章用笔名也十分流行，像鲁迅，笔名之多，以至于有些文章是否出自鲁迅手笔还需要详加考辨。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政治权力压制言论空间的结果，但客观上也使得写作者可以不负言责，尤其是一些激烈的言论更是如此。至于当一个知识分子获得巨大的话语权，被视为言论界骄子，是否会产生自我夸大的心态？我觉得也许是因人而异的。但在近代中国舆论气候瞬息万变的情形下，即便有这种心态，恐怕也很难持久，毕竟话语权不同于实际的政治权力。以胡适、鲁迅这样的重量级文人，对自身言论都有不少悲观的看法。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