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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采访录:读书人为什么趴下去

原载《北京晨报》2011年7月12日
记者:陈辉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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