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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01日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的中国重新反思
许纪霖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 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 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 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 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 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 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 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 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 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 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 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 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 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坚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例如,陈天华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 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后来设计的由革命党独揽大权的“军政”“训政”同义。 只要政权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党人手中,便近可解决“救亡”问题,远可走向民主的理想乌托邦社会。

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狂飙。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作为立宪派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也不敢完全站在 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将立宪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以此与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相对抗。梁启超指出,专制与非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君主,是否民主共和, 而在于有无宪法,是否实行宪政。在革命派看来,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专制就一去不复返。但梁启超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民主也同样会造就民粹 专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宪政权威。

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对于共和政体充满了忧虑,不是他们反对共和,而是担心缺乏宪政的共和政体会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新的专制。梁启超指出,古代罗 马和近代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之后,社会纷乱,除非出现强大的主权,否则不能恢复秩序。乱世之中,国民厌弃自由,进而渴望“假军队之力,揽一国之实权”的 篡权者上台,于是,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 他途。于是,国运处于不断的治乱循环之中,万劫不复。

梁启超的这番危言,最早发表于1903年。两年后与革命派论战时,又强调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对手们,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对革命充满了膜拜之情,对共和前景也充满了乌托邦想象,如何听得进去?果然,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变局,让梁启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不过,梁启超进入民国之后也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因为他深知,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价过于高昂,国人无法承受。

新政引发的“参与爆炸”

1901年以后,清廷希望以立宪保证君主制度的延续,开始推行新政,社会各方面都因此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成功,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则将诱发革命。

作为现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已经日益 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种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主张君主立宪的地方绅士,以及民间的激进势 力,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这时本应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 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曾经一度“参与爆炸”,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日本统治阶层通过颁布宪 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虽然明治时期的宪法非常保守,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相比之下,晚清新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但是,新政将北洋实力派、地方绅士 和民间激进势力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其收入宪政的池子。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同时,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也由于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省咨议局而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清廷 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而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利益集 团,他们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

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清廷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激怒了所 有被新政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仅民间的激进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地方士绅和体制内的北洋势力,也因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动员起来的诸多社会势力渴 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其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重建宪政权威比权力易主更重要

当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亦即在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的同时,将君主制作为国家 人格化象征的权威。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选择,转而以皇族内阁垄断权力。直到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它才如梦初醒,答应立即实行召开国会,实行 虚君共和,但已为时晚矣。

在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中,民间激进势力与北洋实力派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对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阶层, 他们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具备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 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似乎不失为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在比较世界上各种政 体的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因为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只是作为国家的象 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不再来自天命,而来自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而 且可以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宪政架构内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等地方士绅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这固然也是出于“救亡”的考虑,担心缺少这一 权力中枢会导致列强趁虚而入,瓜分豆剖。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转向了北洋实力派领袖袁世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民间激进势力、地方士绅和北洋实力派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重建宪政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于是,一次重建权威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继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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