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历史。康生的发迹并非因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因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谓是从领袖言论中领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杨事件”、“胡风事件”中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作为和在庐山会议上准确把握领袖的脉搏的“政治素养”，这位“好学生”差点将国家总理取而代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如何发迹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也无不靠制造一系列极“左”活动而大捞政治资本。诸如此类，正如史学家李乔先生所说的，这叫“左得利”。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迁”一词意为降职，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迁。

　　现今公然打着革命旗号要批斗谁，举着革命的高帽要压倒谁，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所淹没，被建设“和谐社会”的旋律所和谐。但这决不能说以“左”谋私的市场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调换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理论提出之初，一个新精神下达之始，他们的响应比谁都迅速，行动比谁都积极，不辨是非，囫囵吞枣，有没有弄懂先来个抢先表态，辨没有辨清早来个遵照执行。就是要让上面看到他这个人永远是“革命的急先锋”，永远都是那么高调做事。对于这样的人，组织能不重视么?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

　　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保持“左”行的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对他人，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自己，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盘比谁都打得精明。中国社会的快车许多时候都是偏“左”而行，现实告诉人们，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说拿钱买官已是一种投资手段，那么“左”则是为升迁而做的一种精神和智力投资，是一种无本而又可靠的政治买卖。这是谋求私利最顶级的智慧，是一切有廉耻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