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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no to war!"-

                  

     许纪霖                   

    写于2001年9月                                                                  

    来到美国以后,最难忘的经历不是惊心动魄的9-11大惨案,而是美国学生的反战大游行。

920晚上,波士顿各大学,包括哈佛、MIT的学生,在市中心的COPLY广场集合,浩浩荡荡,向哈佛进军。参加者,五花八门,有流浪汉,有胖得都走不动的退伍军人,有34岁的小女孩,也有紧跟着主人的大黑狗。当然,主体还是大学生。十天以前,他们在哈佛校园,每一个人点燃一根蜡烛,刚刚参加了祷念死难者的烛光晚会,这几天,尚未从纽约世贸中心大灾难的悲伤中走出,学生们就被布什政府的"无限正义"战争政策激怒了。他们忧虑迫在眼前的对阿富汉的战争,波士顿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与全美其他各地的学生们相约,在20日举行反战大游行。

队伍出发了。许多人举着表达自己看法的标语,最多的有:"SAY NO TO WAR""NO MORE VICTIMS ANYWHERE"一个漂亮的女孩,扛着一面星条旗,上面画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和平的符号-难怪美国没有国旗法,在国旗上涂鸦,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反战的学生多是受到白人歧视的有色人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黑人、阿拉伯人寥寥无几,亚洲学生更是凤毛粼角,绝大多数倒是地道的白人学生-他们或许是68年精神的后代,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从更高的人道原则出发,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了正义。

如今,在美国人当中,这些反战者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极少数,整个游行队伍,加起来也不过两千人。民意测验表面: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打一场以反恐怖主义为名的战争。不过,波士顿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对问题的判断要超越于一般常识之上,按照萨伊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历史记忆的承担者,他们有责任让美国避免又一场越战的错误。这几天,哈佛校园每天有数不清的讨论会,理性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并通过《纽约时报》等,慢慢向社会扩散。

美国学生的游行,比中国的自由多了,没有统一的口号,无须集体意志,也不必成立什么指挥部一类。你个人愿意表达什么,就尽管表达好了,只要大方向一致就行。而且,还有警察的保护。刚刚到集合地点,我还吓了一跳,只见警车密布,按照国内带来的思维习惯,还以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警察们准备布下铁拳,粉碎这场反政府的大游行呢。没想到,队伍一出发,警察们扮演的竟然是护花使者的角色,队伍前面并排三部闪着警灯的警车开路,尾巴又是三部压阵。一到交叉口,警察就把其他车辆拦住,让游行队伍一路畅通无阻,尽享国宾待遇。

全球的游行示威无论什么主题,在形式上都是一场狂欢。你看他们兴奋异常,简直是载歌载舞,。一个中气十足的大胖子,不断吼叫:WHAT DO YOU WANT?众人齐声回答:PEACE!路上,一碰上公共巴士,只要有人向他们作出V字型手势,队伍中就欢呼一片。路旁不断有汽车鸣喇叭表示声援,一部重型卡车的司机,索性拉响了汽笛,顿时,汽笛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途径黑人居住区,黑人们更是兴奋莫名,当即在路边扭起身段,加入声援。

在大悲剧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理性和克制,他们只是去教堂和广场祷告,宣泄自己的悲哀。没有人上街,没有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之类的全民示威。在民主社会中,当一种声音成为公共意志的时候,是无须通过游行这样的极端形式表达的。只有当自己的意见与政府不一致或者与多数人为敌的时候,才需要发动游行表达异端的声音。此刻,反战的声音正是少数,知识分子仅仅在校园里运用理性是不够的,老百姓听不到,媒体也不在乎,政客更无所谓。当他们走上街头以后,校园的争论便成为社会事件,就可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扩散。果然,在游行现场,波士顿的各大媒体都几乎到场了,电台做现场转播,电视和各大报章都作了及时报道。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程,跨越查尔斯河,最后,游行队伍到达目的地哈佛广场。聚集在这块学术的麦加圣地,大学生们如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广场上欢呼跳跃,又一场狂欢开始了。

待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布什正在向国会作战争动员演讲,国会山庄的政客们,一次次起立,向战争欢呼,演讲无数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这种场景,令我想起斯大林时代的党代会。

他们肯定听不到哈佛学生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也不会在乎,因为政客们背后有民意。民意并非永远是正确的。今天,学生的声音虽然是微弱的,是少数。到了明天,到了战争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上街的恐怕就不会仅仅是学生了。这就是少数的意义,知识分子的意义。知识分子,扮演的永远是先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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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许纪霖

133篇文章 7年前更新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特聘紫江学者。1957年生,上海人。1977年,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先后取得本科、硕士学位。1997年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期间赴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访学。2002年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 著作《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十余本。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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