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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的《读书》与读书人

■许纪霖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对许多人来说,读书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难想象上个世纪末国人读书的盛况。书店永 远是熙熙攘攘的,好书、畅销书还要托熟人抢购。就在全民读书的热潮中,成就了一本《读书》杂志。《读书》对读书人的重要性,可借用当年的主编沈昌文先生的 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读书》为何如此传奇,为何有神话般的过去?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扬之水日记 《<读书>十年》,透露了个中些微秘密。扬之水,当年我们只叫她的本名赵丽雅,她在《读书》的十年(1986-1996年),也是我与《读 书》关系最密切的岁月,不少拙作就是经过她的编辑与读者见面的。记得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他们刚刚临时搬迁到东四六条,坐下不久,便招呼我一起出去 吃饭。那年头没有如今之气派,有公私小车可遣,人手一辆自行车,我是多余的客人,命我驾赵丽雅的坐骑,并捎带上她。不知是我的车技,还是她跳后座的能力有 限,反正折腾了几次,总算成行——不曾在日记中发现这段轶事,此为补记。

说起吃饭,似乎在日记中占了颇大篇幅,不仅记下了某月某日与何 人吃饭,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详述桌上有几道菜,味道如何,名餐厅如此,小食堂亦如此,即便到作者家中便餐,也有同样记载。难道《读书》诸君皆为饕餮之徒?沈 昌文先生另有一句名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读书》编辑与作者的见面,通常是在饭桌上;许多重要的约稿、选题,也是在觥筹交错中灵感迸 发,一言为定的。这颇有一点明清江南士大夫的遗风,享受的不仅是食物,而且是一种品味。宾主共饮,半醉半醒,总是那样的好胃口、好兴致。不似如今的文人, 男性怕啤酒肚、脂肪肝,女性要纤细小蛮腰,三筷下去,便说饱了,让旁人看得也兴味索然。一个时代,最怕的是精神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症候之一,便是缺乏兴 致。

上个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那样的兴致勃勃。《<读书>十年》中,记载最详尽、最出彩的,是游记那部分。她如一位云 游四方的僧人,永远在路上、在旅途中:西安、敦煌、丽江、桂林、华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的学院中人,写出来的满纸工 匠气,呆板生硬。而当年的《读书》,之所以好看、有灵性,多为躺着也能看的美文,乃是因为作者并非象牙塔中书呆子,乃是有着丰富阅历、见多识广的社会之 人。从社会底层考进大学、甚至是没有文凭的读书人(如《读书》诸位编辑那般),读的不仅是书架上那几本小书,而且是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的大书,以先贤之经 典,接天地之灵气,徜徉在湖光山水、千年古刹之间,胸怀何其之大,趣味何其之广。

可能有人会说,要论食欲、游兴,商人、为官者也有此类 癖好,且在读书人之上,如此之兴致勃勃有何稀奇?同一桌酒席,同一片山水,俗人见俗,雅士见雅,读书人的本领,乃是在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之物,在世俗中寻 得趣味之高雅。世人聚在餐桌,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劝酒比拼,谈的只是吃喝本身。而雅士的趣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矣。我参加过多次《读书》做东的聚餐,餐 桌上的话题,离不开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古今中外之书,另一个是国事天下事学界之事。读书人谈性之高,无与伦比。如魏晋之名士,竞相媲美见识之渊博、谈 吐之风流。日记中多次记载,某学者翩然而来,在编辑部座谈半日,滔滔不绝,又飘然而去。我的记忆之中,《读书》诸君,从不向作者约稿,只是扮演一个耐心的 倾听者,如赵丽雅;或成为积极的插话者,如吴彬。所有的选题,都在不经意谈吐之间,酝酿而成。一个月之后,作者自然会乖乖地交稿过来。读书人与《读书》的 关系,如同鱼儿与池塘,鱼水之情,难分难离。用学术的语言形容,乃共享同一个文化之共同体、情感之共同体和命运之共同体。

上个世纪末, 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读书之外,还是人。赵丽雅真是三生有幸,当她跨入《读书》杂志的时候,老一辈读书人还健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在她的笔下,钱锺 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赵萝蕤、徐梵澄、施蛰存、金性尧……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窃以为这部分是日记中最珍贵之价值 所在。作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师,卸去了场面中的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相,有真性情,有顽童状,有人情味,各具风采,统领风骚。老一代读书人上接古代 之风雅,横贯西方之文明,一个个活脱脱的“民国范儿”。最早的《读书》风范,因为有这些老先生撑在那里,跳过了“文革”的戾气,尽显读书人的风雅。这个风 雅,很难形容,不仅指文字,且是文字背后的人格,从容潇洒,风流倜傥。俱往矣,如此之美文,在今日之俗世,又何处寻觅?真人远去,雅士尽归,唯余我等瓦釜 雷鸣,岂非时代之殇哉?

说不尽的上个世纪末,道不完的《读书》与读书人,那是一段不再回复的往事,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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